国际法中没有关于土著人民的单一权威定义。许多土著人民在其他人到来之前就生活在这些地区，并且往往保留着独特的文化和政治特征，比如自治的政治和法律结构。

联合国人权办最近发布的土著人民参与联合国工作的盘点报告汇编了现有的参与程序并重点指出了普遍存在的差距和良好做法。

联合国人权办土著人民和少数民族股股长埃尔南·瓦莱斯（Hernán Vales）表示：“本报告建议人权理事会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建立新机构来支助土著人民的参与，使其无需取得所谓的‘经社理事会咨商地位’。”经社理事会指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瓦莱斯还指出，土著人民的声音对于促进其人权以及参与国际决策至关重要。

他表示：“将土著人民纳入决策进程能够增强其倡导自身权利的权能，影响与其切身相关的政策，也有助于追究各国在遵守国际人权标准方面的责任。”

为确保土著人民的参与，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土著人民能够直接参会，无需假借非政府组织的形式，这在人权理事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为人民

迪尔表示，上世纪70年代，土著人民想知道新兴的国际人权框架中是否有其一席之地。土著人民关心的问题包括如何保护自己的语言和领土，以及自决权。

迪尔表示：“如果看一看人权文书的制定、设计和实施过程，你会发现它们并未将土著人民考虑在内。”

例如，《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因此人民可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然而，土著人并不被视为“人民”。

迪尔表示：“[在联合国]我们获知国际法基本不适用于我们，这真是令人震惊。[他们还告诉我们]我们是人口、社群、部落，但联合国不承认我们是享有自决权的‘人民’。”

来自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达利·桑博·多洛（Dalee Sambo Dorough）是高级学者和安克雷奇市阿拉斯加大学的北极地区土著人民问题特别顾问，她表示：“最初的人权框架设计没有考虑到土著人民的独特地位、权利和作用，也没有考虑到其独特的文化背景。”

多洛是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成员，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前任主席，协助起草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多洛认为，最初的人权框架是以西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其中渗透着文化和种族优越论等概念，并随之带上了殖民主义色彩。

她表示：“人权存在于方方面面。我们都是人。对我们土著人民而言，人权与集体关系密切相关，比如自决权以及拥有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

2007年，随着《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获得通过，土著人民独特的文化背景得到了更全面的接纳。《宣言》申明，土著人民享有符合国际法和国际人权框架的自决权。

多洛认为，尽管现在人权框架和工具终于到位，但一个关键挑战仍然存在。

她表示：“我们应该如何行使这些重要的基本权利？联合国会员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甚至是我们自己的人民，都亟需了解在社群内外享有和行使自决权的意义。”

此外，并非所有会员国都已经落实了《宣言》。据迪尔介绍，其中的原因包括对保持领土控制和无限获取自然资源的渴望，以及殖民化所遗留下来的、仍在持续影响土著人民的种族主义。

盘点报告向会员国提出了不少建议来加强土著人民的参与，比如建立土著人民参与联合国工作的核准机制，增加其参与经费，防范恐吓和报复，为签证程序提供便利以加强参与等等。

多洛表示：“克服这些挑战意味着为土著人民创造知识和政治空间，使我们能够进入其中并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权利和集体人权得到每种制度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