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是实现种族公正和平等的关键
“那些经历过种族主义影响的人会同意我的看法,即种族主义是一种伤害很深、造成痛苦和人类苦难的祸害。在我看来,总的来说,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必须切实得到克服,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个超越种族主义的世界,”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主席伊冯·莫克洛(Yvonne Mokgoro)如此说。
莫克洛在人权理事会最近一次会议的互动对话期间,在专家机制介绍第一份报告之前的一次访谈中发表了上述讲话。
代理高级专员娜达·纳西弗(Nada Al-Nashif)提交了一份关于为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实现种族正义和平等的联合国人权报告。报告是去年关于种族正义和平等的里程碑式报告的后续。
纳西弗指出:“如今,如果我们要实现变革,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全面的循证式方法来解决历史性的不公正及其当代表现形式。”
联合国人权办的报告认为,“不同国家采取了可取的举措,包括承认和寻求解决超越个人行为总和的种族主义问题,并开始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然而,报告指出,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国家机构、私营部门和多个相互关联领域的社会结构中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包括结构和体制因素。
亲身经历对反对种族主义行动至关重要
这次活动也首次让直接经历过系统性种族主义影响的人有机会在理事会的对话中分享其职业经历和生活经历。
来自美国的科勒特·弗拉纳根(Collette Flanagan)向理事会讲述了她个人经历过的巨大悲剧。
弗拉纳根告诉会员国说:“克林顿当时只有25岁,是一名黑人,是一对双胞胎婴儿的父亲。2013年3月10日晚上,克林顿被一名达拉斯警察开了七枪,当时他手无寸铁。五枪打在他的胸部,一枪打在他抬起的左臂上,最后一枪近距离打在背上。”
面对儿子的死亡和其他母亲遭受的同样的痛苦,弗拉纳根成立了“反警察暴行妈妈”组织。组织成立的具体目标之一是禁止警察在遇到手无寸铁或有严重疾病的人时使用致命性武力。
弗拉纳根说:“如果致命性武力的使用不是基于警察自己的感觉,而是基于现场实际观察到的情况,那许多人原本都可以免于一死。”她补充说:“如果‘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是可以免于刑事起诉的万灵药,那有条件的豁免就是警察在民事法庭上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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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主席伊冯·莫克洛
尤里玛·沃奈克(Jurema Werneck)是一名非洲裔巴西女活动家,她致力于促进人权、种族和性别平等。沃奈克于2017年起担任大赦国际巴西分部的执行主任。
沃奈克指出,巴西公共安全部队的数据显示,2020年,被警察杀害的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415人,其中近79%的受害者是黑人。她说,2021年,在其中六个州,平均每四个小时就有警察杀死一名黑人。
沃奈克告诉理事会:“在巴西,警察暴力的比例持续飙升,全国统计年复一年打破纪录。如果不是那些在2001年[通过《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作出承诺的人出于惰性而几乎没有履行承诺,在此期间有多少执法人员实施的杀戮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专家机制在对话期间提交的报告侧重于收集、公布和分析按种族或族裔细分的关于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与执法当局和刑事司法系统互动的数据。
但是,莫克洛指出,数据收集本身并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然而,要突显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系统性种族主义规模之大,在执法和刑事司法中的表现之普遍,这是重要的第一步。
莫克洛解释说:“亲身经历才是重要的基础,让我们发现有必要收集按种族或族裔细分的数据。”
我们都是人
莫克洛表示,让受到种族主义影响的个人,比如弗拉纳根和沃奈克亲自参与,这种方式前所未有,这表明,亲身经历确实应该成为所有打击种族主义努力的核心。
莫克洛补充说:“参与这项活动也让他们有了发言权,给予了他们一个发声的机会,而他们的声音需要直接被社会听到。”
纳西弗说,衡量推进正义和种族平等是否成功的真正标尺是受影响者的生活是否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她说,数据收集至关重要,但各方的具体参与也同样重要。
纳西弗总结说:“只有各国和所有相关行为体团结一致,加快行动打击系统性种族主义,我们才能成功建设一个更好、更有韧性的平等和不歧视的未来。”
莫克洛指出,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必须植根于对每个人人性和尊严的承认和尊重。
她说:“在非洲文化中,我们相信一种称为‘友伴图”(Ubuntu)’的价值观,这种观念认为‘人人皆是’,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你是人。它意味着需要以人的尊严对待人,而无论其种族、肤色、社会出身、性别等为何。我人道地对待你,这是你人性的事实。而如果一个人以不人道、不尊重人尊严的方式对待另一个人,就会贬低犯罪者自己和整个人类的人性。”
*人权理事会第47/21号决议指出,机制于2021年设立,是为了“在全球执法工作中推进争取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变革,特别是在涉及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遗留问题上,并调查各国政府对反对种族主义和平抗议活动及一切违反国际人权法行为的应对工作,推动追究责任和对受害者的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