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著妇女政治领袖：在身份认同、性别与政治之间实现平衡

埃塞尔·布隆丹-安德鲁（Ethel Blondin-Andrew）说：“无畏就是知道你想要什么，不被别人定义。”

布隆丹-安德鲁是加拿大甸尼（Dene）族人，是第一位当选加拿大国会议员的土著妇女。她从政17年，其中担任内阁成员12年。她一直是甸尼人和加拿大其他土著民族的领袖。她说土著文化背景没有拖她的后腿（尽管有许多人试图压制她），而是帮助她成为一位成功而无畏的政界人物。

布隆丹-安德鲁说：“我选择从政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够影响变革，因为一旦摆脱那些曾经试图压制我的人，我就感觉到一股不屈不挠的力量。” 她的祖母是一位伟大的女族长，也是激励她的榜样。
“从孩提时代起，她就潜移默化地教育我：我的生活不能局限于别人的看法。这种信念一直伴随着我的职业和政治生涯。”

布隆丹-安德鲁和其他六位土著妇女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的小组讨论中讲述了她们作为各自国家政界要员的经历。这次小组讨论题为“土著妇女政治领袖”，集中展示了土著妇女政治领袖的成就与奉献，旨在启发更多人。

小组讨论主持人是来自圭亚那的美洲印第安人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克特（Carolyn Rodrigues Birkett），2001年至2015年曾在圭亚那国民议会任职，现就职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她将自己作为土著妇女从政的经历形容为努力实现平衡。

她说：“作为一名土著人…… 你的工作涉及方方面面。你希望能改变土著人民的生活，这些人民和内阁及议会成员之间必须建立起互信，最终需要后者来批准法律、政策、方案和预算。至关重要的是建立信任以及说服双方实现共赢。”

从政之路

来自马来西亚的简妮·拉辛邦（Jannie Lasimbang）说：“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从政。”

拉辛邦是卡达山（Kadazan）族人，第一次当选全国代表的卡达山人。过去32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争取土著人民权益，其间担任培训师与组织者长达17年。正是这段经历让她认识到，要在土著社群中促成改变，就必须改变法律。

她说：“我知道如果不改变政策，不改变法律，那么我和土著族群的共同努力永远只能是四处救火。”

莎拉·奥尔斯维格（Sara Olsvig）是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她说自己的从政之路一开始围绕着国家权力关系，后来转变为围绕社会事务，包括对于生活条件、社会条件等问题的关切，特别是土著儿童问题。

奥尔斯维格曾担任代表格陵兰的丹麦议会议员和格陵兰议会议员，她认为自己作为国家和地方议员的身份能带来一些改变。然而，对于土著群体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土著儿童问题，她说这一层面上的政治参与还是远远不够直接。她现在担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丹麦办事处在格陵兰岛的负责人。

奥尔斯维格说：“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要始终记得我们是在为谁争取未来的自治权、更多的民族自决和自治。是为了孩子们。”

生育没有阻碍奥尔斯维格的从政之路。她在担任部长期间怀孕，之后展现出更强有力的领导力。她说：“肚子里怀着宝宝让我头脑更加清醒。”

有时，踏上从政之路是必然的选择。安娜·奥特克（Anna Otke）是生活在俄罗斯联邦北部的楚奇克族人，目前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中担任本地区代表。她曾是一名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土著问题研究员。她说自己在土著问题方面的工作与政治有着天然的契合。

她说：“政治的目的是要让‘真正的人’——这是俄罗斯所有土著人民的自称……能够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过上对得起先祖的生活。”

身份认同强化政治决策

对于马里共和国的扎奇亚图·欧莱·哈拉丁（Zakiyatou Oualett Halatine）而言，在马里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是实现梦想的最后一级阶梯。她的成功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取得的，也有赖于现有机制，让这名自诩为“贫困的游牧民族姑娘”在15岁时获得一项颇负盛名的奖学金，成为一名工程师，继而步入政坛，为土著人民争取权益。

家人的支持是她的力量来源。母亲教她做事要善始善终，父亲则教她超越偏见。

她说：“如果有人说你不过是女流之辈，认命吧。我会告诉他，我有一双手、一双脚和一个头脑。男人们又有几只手、几只脚、几个脑袋呢？ ”

乔埃尼娅·瓦皮查那（Joenia Wapichana）一路当先。她是巴西瓦皮查那部落的族人，是巴西第一位土著女律师，也是巴西政府中第一位当选的土著妇女代表。她还是2018年联合国人权奖得主。她利用自身的知名度在巴西和全球范围内倡导土著人民权利与妇女权利。她说女性和土著的“双重身份”既赋予她看待问题独特的视角，也赋予她力量。

“我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我能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了解我的民族。我知道我的目标，知道我们都是地球的一分子。我们必须保护土著人的土地和土著人的权利。”

每年8月9日，分布在90个国家的超过3.7亿土著人民都会庆祝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

2019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