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着一切危险在流亡中挺身而出维护人权
2024年4月19日
来自尼加拉瓜的人权维护者温迪·弗洛雷斯(Wendy Flores)表示:“我不得不采取非正规途径离开尼加拉瓜。我离开的时候只带了一个背包和电脑,并且有一种感觉,即自己是因为维护和陪伴了其他受害者才背井离乡的。我一直在做的不过是维护人权,却让我觉得自己在犯罪。”
弗洛雷斯学习的是法律,在国内观察到的不公正现象激发她走上了维护人权的道路。2020年4月,她加入非营利组织尼加拉瓜人权中心实习。
弗洛雷斯表示:“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了一名人权维护者,因为我正在为受害者工作,致力于维护其人权,并在其面临一系列障碍时提供支助。”
2018年4月尼加拉瓜暴发抗议活动后,政府开始取消几个致力于维护人权的民间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并拘留其成员。弗洛雷斯目前仍流亡在外。
办事处的报告显示,2018年4月初,尼加拉瓜暴发了由环保组织、农村人口和学生们领导的示威游行,谴责政府对印第奥马伊斯生物保护区的森林火灾反应迟缓和不足。之后,由于社会保障改革和养老金支付减少等各种问题,公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由此导致了更多的抗议活动的发生。政府很快将抗议者视为反对派,并以此为由镇压抗议活动,对示威者实施逮捕和定罪。
弗洛雷斯表示:“过去五年,尼加拉瓜有3600多个民间社会组织被取缔。尼加拉瓜人权中心是2018年12月首批被取缔的10个组织之一。尽管我们曾表示将继续维护人权,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在国内做到这一点,因为拘留开始了,这显然将阻止我继续履行维护者的职责。”
弗洛雷斯不得不离开尼加拉瓜,因为她可能因维护人权而面临刑事定罪,她的家人也被置于危险境地。
弗洛雷斯表示:“我觉得自己面临的最大难关是要离开刚刚出生的儿子和女儿,哪怕是暂时的。”
幸运的是,弗洛雷斯在离开尼加拉瓜大约两个半月后便能够与家人团聚,但她表示,这种分离已经不可避免地对整个家庭产生了创伤。但她也认识到,许多其他妇女人权维权者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能与家人团聚。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妇女并未成功实现团聚,这对其本人及子女的心理都造成了影响。
流放生活
离开尼加拉瓜迫使弗洛雷斯改变自己作为人权维护者的工作方式,她与其他流亡在外的人权维护者一起成立了人权集体再见尼加拉瓜(Nicaragua Nunca Más)。这个集体旨在支助受害者,谴责侵犯人权行为,并发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信息,即尽管存在许多障碍、维权者必须流亡在外,但其仍在继续打击尼加拉瓜对侵犯人权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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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没有自由,就会更加重视失去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在尼加拉瓜境内表达自己、四处活动、发展实际项目、参与政治或维护人权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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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在外的尼加拉瓜人权维护者、人权集体“再见尼加拉瓜”创始人温迪·弗洛雷斯
弗洛雷斯表示:“我们在情感层面遭受创伤,与家人分离,但我们仍然有力量继续谴责侵犯人权行为。这就是我们拥有的主要动力,对此我表示认同。2019年2月,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我们将作为流亡中的人权维护者继续开展工作。”
弗洛雷斯表示:“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持续记录着尼加拉瓜境内的流离失所者案件。在这五年里,我们查明了1140多起案件。我们记录了对政治犯实施酷刑的方式。我们查明了40多种用在政治犯及其家人身上的酷刑方法。我们还查明了这些记录案件的肇事者。”
弗洛雷斯知道那些留在尼加拉瓜的人面临着危险,但她同时指出,境外也存在风险。
弗洛雷斯表示:“我们这些在国外的人也经历过国家部队或设在尼加拉瓜领土外的部队所实施的围困和监视,这些行为都是为了迫害和恐吓人权维护者。此外,有317多人受到当局剥夺国籍行为的影响,其中大部分人都在尼加拉瓜境外。
如果我们想在今后能够返回尼加拉瓜,就需要一个遵守国际义务的国家,一个与保护人权的国际机制启动对话进程的国家,一个明确表示将开展民主进程并尊重人权的国家。”
对弗洛雷斯来说,这种表示包括允许联合国人权办和美洲人权委员会等国际组织返回国内。
我们为流亡的人权维护者所做的工作
弗洛雷斯表示,联合国人权办的工作对流亡人权维护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对她作为人权维护者的工作以及尼加拉瓜国内的人权运动都至关重要。
联合国人权办中美洲区域办事处代表阿尔韦托·布鲁诺里(Alberto Brunori)表示:“联合国人权办中美洲区域办事处致力于支助流亡人权维护者的工作,包括通过提供技术援助以促进其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和国际一级的问责,例如普遍管辖权。”
由于自2019年以来连续通过了数份决议,人权理事会能够在其届会上通过联合国人权办提交的口头最新情况汇报和书面报告来讨论尼加拉瓜的局势。
此外,为了促进问责制,2022年,人权理事会推动成立了尼加拉瓜问题人权专家组。
通过这种方式,办事处得以成功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尼加拉瓜仍在持续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也为根据人权原则和标准解决这场危机提供了支助。
布鲁诺里表示:“办事处倡导东道国为逃离尼加拉瓜的人权维护者提供所需的保护,并为其工作提供必要的支助。”
布鲁诺里表示:“被迫离开该国的人权维护者需要国际保护,因为其需要一个安全的法律环境来继续促进人权,而不用担心被遣返尼加拉瓜。其对流亡期间不安全状况的诉求也需要得到考虑。人权维护者们的工作需要财政资源和必要的政治支持,这可以确保其工作、分析和人权建议被纳入国际一级有关尼加拉瓜的决策。支助其工作也是在为该国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以人权为本的未来作出贡献。”
在弗洛雷斯看来,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对尼加拉瓜保持关注。
她表示:“无论是建立网络和进行其他组织可以做的工作,还是支助人权维护者,都切实成为了一种生活行动,因为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呼吸和养活自己,还必须过得充实,而这与我们开展工作时的心理、精神和身体状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