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仍然被强迫失踪遗留问题困扰
2024年5月21日
卡马拉(Kamala)*说道:“自从2009年以来,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儿子。我现在72岁了,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也许我会再次见到我的儿子,或者至少找到他的葬生之处。”
卡马拉是北部和东部省份强迫失踪人员亲属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是一个民间社会团体,旨在寻找在斯里兰卡武装冲突期间失踪的数万人。
她前往各个难民营,找遍村庄里的乱葬坑,与其他失踪者的母亲和妻子一起举行和平示威,质问当局:我们的孩子在哪里?我们的丈夫在哪里?
她说道:“抗争之初,我们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能够获得正义,但现在已经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尽管斯里兰卡内战已结束十五年,但失踪者家属仍在等待真相、正义和赔偿。人权组织表示,由于不知道亲人的命运和下落,强迫失踪困扰着整个社区,破坏了该国和解的努力。
由于大多数失踪者是男性,因此主要是他们的母亲和妻子在主导寻找亲人和追究责任的斗争,克服诸多法律和程序障碍,与骚扰和恐吓活动作斗争。
62岁的拉克斯米(Laxmy)*也在寻找失踪的儿子,她说:“母亲们的痛苦难以言表。我们已经战斗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孩子是生还是死。我们还面临财务问题。”
卡马拉和拉克斯米的儿子来自泰米尔社区,于2009年5月冲突的最后阶段在该岛北部失踪。迄今为止,两人都不知道她们的儿子遭遇了什么。她们强忍着泪水,讲述了家人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无法找到解脱的方法。
拉克斯米说道:“我必须知道我儿子在哪里。如果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就无法获得安宁。为了让灵魂安息,我们必须举行一些宗教仪式。我为我死去的丈夫这样做,但却不能为我的儿子这样做。”
问责
上周,联合国人权办的一份报告称,斯里兰卡必须正视强迫失踪的遗留问题,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报告呼吁斯里兰卡政府承认失踪人口的规模以及国家安全部队和武装团体的参与,并采取行动披露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
几十年来,斯里兰卡遭受了数次强迫失踪。强迫失踪主要被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和准军事团体用作恐吓和镇压反对者的工具,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9年冲突结束,已有数万人被强迫失踪。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也参与了绑架活动,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将其描述为“等同于强迫失踪”。
强迫失踪不仅影响泰米尔社区。来自僧伽罗社区的数千名疑似左翼反对派也被强迫失踪。
“
我们只求真相。
“
一名妇女自2009年起一直在寻找她的兄弟
对于失踪者家庭组织(Families of the Disappeared)主席布里托·费尔南多(Brito Fernando)来说,迫切需要一个可信的真相和司法程序来实现民族和解并保证暴力不会重演。
来自僧伽罗社区的费尔南多说:“我们必须继续向政府和国际社会施加问责压力。来自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家庭正在一同争取正义,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并要求真相和赔偿。”
费尔南多表示,斯里兰卡历届政府都忽视了受害者的需求以及他们追责的呼声。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批准了《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设立失踪人员办公室和赔偿办公室等。
但受害者团体表示,这些措施只是为了转移国际压力,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他们说,受害者和受影响社区对过去政府设立的真相委员会的不信任由来已久。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46/1号和第51/1号决议,人权办正在努力推动追究斯里兰卡境内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及相关犯罪的责任。
人权高专办斯里兰卡问责项目(OSLap)与受害者密切合作,其任务是:收集、整合、保存和分析侵犯和践踏人权的信息和证据;为未来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问责程序制定战略;通过司法管辖权的行使,支持相关司法和其他诉讼程序,包括在会员国内;并为受害者和幸存者发声。
强迫失踪的受害者和幸存者在心理、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受到影响。妇女往往成为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通过在稻田农作或缝制衣服等低薪工作维持生计。这份基于个人和团体访谈的报告显示,许多人面临性骚扰和性剥削的风险。
一位妇女描述了她如何耗尽所有家庭财产来生存:“过去是我丈夫负责照顾一切……他失踪后,我必须支付食物、衣服、教育费用……我动用了女儿的积蓄,不得不变卖黄金和珠宝。”
卡马拉和拉克斯米讲述了被周围人孤立的痛苦经历。除了在寻找亲人时不断遭受骚扰、监视甚至暴力之外,许多受害者还经常发现自己遭到排斥,并被迫远离婚礼和生日等社交活动。
这两名妇女表示她们不会放弃斗争。
卡马拉说道:“肇事者应该受到惩罚,侵犯人权的行为必须停止。如果不这样,冲突就不会消失。他们正在为另一场冲突埋下种子。”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姓名均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