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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后裔

参与是结束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关键

2023年10月30日

马西娅·里格(Marcia Rigg)(左)和达亚娜·布兰科(Dayana Blanco)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四届会议强化互动对话期间的合影。图片来源:人权高专办/Pierre Albouy

2008年,40岁的肖恩·里格在伦敦被英国大都会警察局的警务人员实施“俯卧约束”(在一个人俯卧时控制住其手脚),随后突发心脏骤停并死亡。这名英国黑人此前曾经历过心理健康危机。肖恩的家人只在事件发生后收到过一次前所未有的公开道歉,如今15年过去,这个家庭仍在寻求正义。

玛西娅·里格表示:“我哥哥在遭到警察过度使用武力对其进行约束的那天被判了死刑。”此后,里格遇到了无数遭受过同样厄运的家庭。

里格曾在“团结亲友运动”和非政府组织“INQUEST”工作过一段时间,还参加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强化互动对话。对话期间,副高级专员娜达·纳西弗(Nada Al-Nashif)介绍了高级专员关于种族正义和平等问题的第二份后续行动报告

她表示:“显然,在绝大多数非洲人后裔与执法部门互动后死亡的案件中,问责和补救都严重缺乏进展。”获得正义的抗争旷日持久,这些家庭在情感和经济层面持续忍受着被逐渐耗尽的过程,而国家又没有给予适当的支助。”高级专员的报告指出,有意义、包容和安全的参与有助于促进人权,这是增强个人和团体的权能以及确保不同的声音被听到的一种手段。里格对决策进程和宣传活动的参与证明了这一点。

她表示:“我哥哥死亡时,警车里没有摄像头,没有闭路电视,没有录音设备,也没有佩戴式摄像机。因此,我与INQUEST一起积极展开了宣传活动。现在,英国的警车里都装了摄像头、录音设备和便携式摄像机。因此,当凯文·克拉克(Kevin Clarke)在2018年被杀害,还有其他许多此类事件发生后,我们可以真正看到这些人遭遇了什么,而不仅仅是听警察的一面之词。”

如果实现有意义和包容的参与,决策就能变得更加知情和可持续,公共机构能更加有效、透明、接受问责,能够不歧视地为社区所有成员服务。这种参与所带来的结果是英国通过了第一部关于在心理健康场所过度使用武力的法律。里格和其他家属为此共同开展了宣传活动,其中包括警察暴力受害者奥拉塞尼·刘易斯(Olaseni Lewis)的母亲阿吉·刘易斯(Aji Lewis)。

来自哥伦比亚的人权律师达亚娜·布兰科(Dayana Blanco)也参与了强化互动对话,她与其他非裔哥伦比亚女律师一起创建了人权组织ILEX Acción Jurídica。该组织主要关注清晰确定非洲人后裔在种族主义和执法方面的法律挑战,并以跨部门方法促进法律行动、沟通和社会研究层面的战略,以促进非洲人后裔及其群体有效享有权利。

对布兰科来说,各种规模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关键,但她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一些挑战。

能力一再受到怀疑,这是民间社会组织和非裔领导人一直面临的一项挑战。

人权律师兼人权组织“ILEX Acción Jurídica”总干事达亚娜·布兰科

布兰科指出的其他挑战还有对非洲人后裔过度使用武力,以及在统计中无视这一群体。

她表示:“为了让这些问题更引人瞩目,我们需要定期、广泛地收集准确数据,并考虑到种族变量。”

里格和布兰科表示,联合国及其各项机制正在帮助克服这些和其他挑战。

布兰科表示:“专家们和联合国人权办正在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也可以参与互动对话,并与各国代表面对面讨论这一切。这显然有助于让问题变得引人瞩目,并增强我们的声音。”

对里格来说,在联合国分享她的生活经历至关重要。

她表示:“人们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因此,联合国从一开始就在为我哥哥的案子发声,最近对我们与INQUEST共同处理的所有案件也十分关注。联合国承认了在英国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也非常值得赞赏。”

需要以系统性措施应对系统性种族主义

对话期间,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也提交了报告,主要关注“重塑警务”问题。报告探讨了如何采用替代和互补方法重塑警务,认为这些方法有助于弥补警方与其所服务社区之间的信任赤字。

胡安·门德斯(Juan Méndez)是来自阿根廷的人权律师,也是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成员,他表示:“我们认为,在一些国家,种族主义是整体的或系统性的,因为其背后似乎存在着一项国家政策,使执法官员故意维持不同的行为,有时涉及的是少数群体,有时则是种族或宗教多数群体,但肯定是受压迫者。”

Still of Juan Méndez holding 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t Room XX of Palais des Nations. © UN/David Díaz Martín

胡安·门德斯(Juan Méndez)在万国宫第二十号会议厅手持《世界人权宣言》。图片来源:联合国/David Díaz Martín

尽管很难证明,但门德斯表示,系统性种族主义可以表现在“具体的个人行为反复发生,而最重要的则是对事实的严重性缺乏一致应对,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继续指出:“我们认为,如果有证据表明警察部队存在系统性种族主义,那就有必要采取一种整体的应对措施。”这种整体应对措施中应该包括在执法机构内部永久增进人权以及对种族主义态度零容忍。

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收集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数据和证词,表明了警察暴力侵害非洲人后裔这一问题在不同国家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里格认为,在执法过程中针对非洲人后裔的种族主义暴力行为,以及在国家层面缺乏适当的应对措施和诉诸司法的渠道,是一种新的奴役形式。

“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情况一如往常,尤其对黑人来说。在我眼中,这就是一种奴役。哪怕到了现代,被奴役仍然是黑人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仍在被处以私刑。”

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表示,关键是要解决歧视性因素在执法机构中的遗留问题。这意味着有必要揭示种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包括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贩奴贸易及其对执法和刑事司法系统等关键国家机构的影响。

专家机制表示,非洲人后裔的参与是关键,同时还需要建立委员会,负责过渡时期的真相与赔偿事务,以此对根源进行分析,提出亟需的赔偿方案。

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被谋杀后,人权理事会要求高级专员编写一份全面的报告,探明系统性种族主义以及执法机构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实施的违反国际人权法行为,以促进问责和补救。2021年高级专员提交了这份报告后,人权理事会设立了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并请高级专员继续就这些问题开展工作。高级专员在执法工作中推进种族正义和平等的国际独立专家机制已在人权理事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提交了2023年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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