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和平等：澳大利亚人权对话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在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悉尼，2019年10月8日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主席罗莎琳德·克劳彻（Rosalind Croucher）和各位专员，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成员莱斯·马列泽先生（Les Malezer），

各位议员和政府代表，

奇卡·麦登（Chicka Madden）叔叔，

同事们和朋友们，

我很荣幸向欧拉族（Eori）的盖迪该尔人民（Gadigal），向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向所有作为托雷斯海峡群岛的传统拥有者和管理人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致以敬意。

我还要感谢罗莎琳德和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邀请我们本周访问澳大利亚，并参加这一重要的国家人权会议。

我很高兴回到这个当初让我避难的国家，当时23岁的我刚刚逃离了皮诺切特政权。我回想起那个时候澳大利亚人民向我展示的团结、热情和慷慨，尽管我不禁怀疑，如果我现在作为难民，是否还能经历相同的体验。

我非常高兴与各位一起参加这次“全国对话”，讨论人权在当今对澳大利亚人民的意义，以及我们如何确保人权对今世后代所有人的保护。

我赞扬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的这一重要举措。作为人类，我们生而拥有权利。但是，如果我们等待着法律和政策自上而下地赋予我们权利，那结果只能是无尽的等待。必须通过赋权和参与自下而上地主张权利。讨论和辩论权利的整个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权利的价值，并以更坚定的信念捍卫它们。

我希望这次全国对话能尽可能广泛地涉及到各行各业的澳大利亚人，使他们有机会在未来5年到10年乃至以后的时间里定义澳大利亚的人权议程。议程应允许青年和即将成年者参与。从最新的澳大利亚人、移民和难民社群，再到最古老的澳大利亚人，即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议程应纳入居住在在大城市和最小农村城镇的澳大利亚人。议程应纳入残疾人、妇女和男性，以及所有对自己有着不同定义的人。议程应让企业可以看到拥护人权的附加价值。这是一项所有人的人权议程。

全国对话将帮助各位达成这一系列共同目标，各位可以围绕这些目标建立公众支持并通过这些目标与政府接触。这些目标也可以在明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澳大利亚进行第三轮普遍定期审议时向国际社会呈报。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每隔四年都会被要求对其人权进展进行评估，并与民间社会和诸如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等的国家机构进行协商。澳大利亚将向其他国家报告其人权情况，并得到反馈和建议。

朋友们和同事们，

我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这一进程。10年前，由弗兰克·布雷南（Frank Brennan）领导的全国人权磋商会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今天，对当时的愿景进行升级和更新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政府于2017年发布的人权白皮书还规定了澳大利亚在本区域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外交政策目标。澳大利亚通三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开展工作，最新的一项来自于2012年。

从那时起，澳大利亚就一直关注《乌鲁鲁心声宣言（Uluru Statement of the Heart）》，该宣言是澳大利亚土著人民对宪法第一民族向议会发出声音、参与条约制定过程以及揭示历史真相所做出的呼吁。我向提出这一关于正义与和解的有力愿景的长者和社区领袖致敬，该愿景同时植根于传统智慧和人权。

澳大利亚还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许多意见和建议中受益。澳大利亚已批准了大多数核心国际人权条约，并定期接受人权条约机构的审议。就在上个月，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澳大利亚进行了审议。自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至少接受了九次联合国特别报告员的访问，并获得了具体可行的建议，内容涉及土著人民的权利、健康、外债、人口贩运、人权维护者、移民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

因此，澳大利亚并不缺少分析和判断、建议和意见，澳大利亚可以用这些推进人权。我有时会获悉一些澳大利亚的评论员对这些关注感到厌烦，建议联合国人权机制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地方。但是，这类审查的功能不同于某些从外部执行规则的国际警务系统。

它是基于澳大利亚协助制定的国际标准，历届澳大利亚政府都自愿采取这些标准，许多和在座各位一样的澳大利亚人都努力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以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包容和更加人性化的地方。

从许多方面来看，我认为由于缺乏全面的国家人权立法或宪章，澳大利亚人一直用外部视角看待国际人权机制。但一项能够系统保护所有人人权的，全面的人权法将为澳大利亚人带来极大的益处。我鼓励大家将这一重要问题纳入你们的人权宣传和战略。维多利亚州、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和最近的昆士兰州在这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制定了州或地区一级的人权立法。我希望有朝一日整个英联邦国家以及所有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们都能实现这个目标。

同时，澳大利亚人依赖于零散的法律来应对各种形式的歧视。但是其中一些法律需要更新，保护工作的差距需要被缩小，广泛的豁免和保留权需要得到澄清。澳大利亚现有的人权法律还倾向于以消极而非积极的术语来界定应有的权利，如禁止采取某些行动、导致个人需要发起申诉，而不是解决更广泛的法律和政策问题。因此，这种法律模式是针对争议进行补救，而不是系统地积极预防。我赞扬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为统一和协调联邦和各州的反歧视法律而提出的详细且谨慎的建议。

朋友们和同事们，

请允许我回顾一下我在访问期间已强调过的一些问题，我期待着未来几天内与各个小组进行更多的讨论。

昨天在墨尔本，我有机会与一群致力于澳大利亚妇女和女童权利的出色且坚定的活动人士和倡导者交谈。澳大利亚的人权纪录明显好于许多其他国家，但妇女仍然面临许多障碍，包括同工不同酬、工作场所歧视和普遍的性骚扰。我很久以前就听说过，在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活中以及在社会其他领域，许多男性会对女性政治家采取极度厌恶女性的做法。

根据我的个人经验，这种情况并非澳大利亚独有，也不会在一夜之间好转。但是，使包括土著妇女在内的更多妇女在政治、工商业和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将有助于实现一个“自由和平等”的澳大利亚的愿景。

我还和与难民及青年人一起工作的团体讨论了澳大利亚严重依赖拘留手段来“应对”社会问题的情况，以及这样的做法对某些团体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特别是对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

就在上个月，我在日内瓦会见了一名来自艾利斯斯普林斯的12岁土著男孩杜安·胡森（Dujuan Hoosan），他是人权理事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致辞者。我鼓励你们所有人观看关于他的纪录片——《流淌在我血液中的阿伦特（In My Blood It Runs）》。我在得知澳大利亚的刑事责任年龄只有10岁时深感震惊。每年，澳大利亚全国约有6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被关进青少年监狱。其中近70%是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儿童。他们通常是最脆弱和处境最不利的儿童，在年幼时就成为了司法系统的关注目标。作为儿科医生，我已经看到了这对儿童的危害有多么巨大，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的情况又是多么罕见。我非常希望澳大利亚能够遵循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至少提高到国际公认的14岁。

上个月，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还围绕对残疾人实行隔离和福利机构安置以及继续强迫残疾儿童和成人，特别是妇女和女童进行绝育的做法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对任命皇家委员会负责暴力、践踏、忽视和剥削残疾人问题表示欢迎。

强制拘留也是澳大利亚移民和庇护体系的主心骨。受其影响的人中，大部分没有过犯罪行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有些是儿童，但他们目前仍然受到长期、无限期和实际上不受审查的监禁。 其中包括那些留在瑙鲁和马努斯岛等离岸中心的人。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这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有害影响。

我知道，澳大利亚历届政府多年来的庇护和移民政策根深蒂固。但是我坚信，我们现在是时候叫停这些政策，或者至少减轻它们的最坏影响。

我鼓励澳大利亚更多地使用符合人权的办法替代拘留手段，这些办法应是非拘禁、社区式的。有证据表明，这些替代办法会减少对人民的困扰和伤害；提高移民遵守移民决策的可能性；而且相比于为拘留目的而设计的昂贵基础设施，这些替代办法明显成本低、收效好。

自今年3月生效的被称之为“医疗后送法（Medevac Law）”是对庇护制度进行实际改善以维护国际人权义务和减轻拘留有害影响的另一个范例。我关切的是，废除这项法律的计划可能意味着更多代价高昂的法庭战争，并使人们的生命面临风险。我呼吁议会成员不要扭转这些已经取得的微小进展。

朋友们和同事们，

任何自由和平等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应该是对过去的侵犯人权行为，特别是对土著人民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真正的清算，并承认这种暴力和痛苦的后遗症仍在继续以多种方式给当今社会留下伤疤。与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之间的条约，以及宪法对土著居民在国家事务中的声音的承认，将是历史性的步骤。这些变革可能需要一个教育、辩论和建立共识的持续过程，但我坚信它们是可以实现的。

澳大利亚一直从多元文化社会中受益，深深根植于平等的传统，妇女地位的提高也由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从整体来看，澳大利亚在大多数关于人类发展和社会福祉的指标上名列前茅，但在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对于土著人民和偏远社群。我们需要确保土著人民能够充分拥有和设计应对这一问题的战略。从学校到邻里，从工作场所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都应能够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自由和机会。

朋友们和同事们，

正如罗莎琳德（Rosalind）所指出的，这有时对于人权而言似乎是一段艰难的时期，不仅在此处，全球都是如此。

我们必须花时间思考在响应人们的需求方面，哪些工作是有效的，哪些方面做得不好。善治和稳健的行动都需要不断地寻求新的方法、新的战略、新的伙伴关系和新的工作方式，不仅在全球如此，在国家和地方也如此。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给那些赞成驱回难民的人贴上偏执和种族主义的标签，而是需要倾听并认识到可能躲在这些态度背后的恐惧、焦虑、不安全感或其他因素。我们需要摆脱抽象的人权概念，以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语言来讨论人类。我们需要运用理性和证据以及同理心来帮助减轻内心的情绪反应。我们需要“对话”。

我们需要停止诸如女性倡导者、难民倡导者、土著倡导者的孤军作战。事实上，作为人权倡导者我们必须停止孤军作战，我们需要与从事环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人们谋求共同事业。我们需要与企业、工会、宗教团体、教育者和其他人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大人权队伍。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青年参与进来。就像罗莎琳德今天上午说的，青年的一生将取决于今天的决定，他们当然有权参与制定这些决定。我们需要他们的能量和观点，以确保我们能更好地尊重、保护和实现他们的权利。我们需要使他们在为决定澳大利亚社会的未来之路以及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地球发声时具有明确的合法性。

澳大利亚在婚姻平等问题上发起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说明了什么都是可能的。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增长的动员行动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希望。这表明目标宏大的人权成果是可能实现的，表明澳大利亚人民确实关心并且可以被动员起来维护他人的权利。

今天的集会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在澳大利亚和全世界都面临着巨大挑战的时代，我们可以一起成为维护和促进人权的集体力量。民间社会的参与是这一工作的命脉，是维持所有健康的民主和社会的生命线和重要力量。这不是仅限于人权界的问题，也不是某种全球化议程，而是澳大利亚各行各业每个人的事务。

我感谢各位所做的原则性的而且经常是充满困难的工作。这是希望和积极建设的必要工作，我称之为“战略乐观主义”。通过使我们自身和我们的社会遵循人权原则，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未来几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维护人类的真正价值观，正朝着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而努力。我希望各位能在本次全国对话中开展卓有成效的讨论。”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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