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专员扎伊德在克利夫兰法学院大声疾呼反对仇恨与暴力

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凯斯西储大学克拉斯基人权讲座，2016年4月15日

大家好！

我很荣幸被选为克拉茨基（Klatsky）人权演讲的发言人，并代表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所有的同事接受推进全球正义奖（Award for Advancing Global Justice）。

这是一种深刻而动人的致敬，因为各位知道，正义——全球正义——不仅仅意味着法律。因为法律本身能被强行用于支持对我们不公正、我们不应承受的事物。法律曾支持奴隶制、种族隔离、对他人的迫害和分隔等等。曾经有一些用心险恶且毫不留情地被落实的法律。

合法性并不足够。正义——由法治维系，坚持基本人类自由，即每个人生来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我们的必要条件。实现这一点——促进和保护每一名男女老幼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是我办事处的任务。

一项浩大的任务。它令人感到谦卑。监督、实况调查和报告工作使我们直面酷刑、任意拘留、强迫失踪、性暴力、奴役和谋杀等种种骇人的细节。从歧视和酷刑中，那么多人承受了那么多痛苦。就在一周前，我加入了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董事会的讨论，听取了一组卓越的专家发表意见，其中一人曾在儿时受到酷刑，他们讲述了在我们的21世纪，安全部队设计并使用专门工具对儿童实施酷刑的情况如何继续存在。这让我作呕。

接着，是让那么多人陷入奴役的政治制度的暴虐和掌控，还有无视对受惊平民的保护即发动战争的行为——更不用说无数人被迫经历的悲惨与穷困。

在我们提倡人们拥有追究政府责任的权利之时，我们是在挑战全世界某些最为顽固的力量。尽管人类已取得巨大进步——对于贫困和疾病，对于偏见，对于压迫——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从井井有条的巴黎大街到秘鲁的破败贫民窟，生活中每天都面对着不公正。没有哪个国家拥有无瑕的人权纪录，每一次侵犯都是由那些未能保护人民的机构和当局不必要地造成。

和我许多同事一样，鉴于我们必须应对的苦难和无穷无尽的残酷事件，我经常为我们必须完成的工作倍感压力。若能退避三舍、姑息纵容——即便只是暂时、偶尔为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舒适的。但就如艾利·威瑟尔（Elie Wiesel）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始终选择立场。中立会帮助压迫者，绝不会帮助受害者。沉默会鼓励实施折磨的人，绝不会鼓励被折磨的人。”你们中有许多人都会看到这样的保险杆贴纸：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若没有正义，任何人就没有稳定、可持续的安全，没有人可以真的说自己能够安稳入睡。

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残酷的嘲讽和妄想大肆穿行于他许许多多幸存受害者的梦魇中。就他而言，正义姗姗来迟。在他主导了波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地的暴行之后20年，卡拉季奇于上月被判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被判处40年监禁。这次判决对数十万受伤的人、遭到酷刑的人、被强暴的人、失去父母和其他亲人的人、被逐出社区的人、被装入火车车厢遣送到集中营和其他地方的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卡拉季奇等人20年前在前南斯拉夫犯下的一大串罪行现在依然让人窒息。

碰巧，卡拉季奇的定罪对我来说也有很个人化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在获得历史学学位并在我祖国军队服役后，我作为一名低级别的政治干事加入了联保部队，即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的部队。我遇到了许多心怀恶意的丑角——他们是迂腐的恶人，其邪恶而虚假的言论唤醒了人们对仇恨的妄想，助长了暴力的灾难性升级。我看到被卡拉季奇之辈怂恿的人所受的破坏和痛苦，而卡拉季奇就通过煽动分裂来获取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我听说过威胁、个人攻击、突如其来歇斯底里的自我怜悯；阴谋论；嘲弄着、喊叫着的人群。我看到过焦黑的住房和田野，仓促填满的集体坟坑，它们是仇恨言论和仇恨统治的终极表达。

邻里反目成仇；看似快乐的青年男子长大后被培训成狙击手，更乐于谋杀在街头玩耍的幼儿和虚弱得跑不动的老妇人。其中一些人是精神变态；另一些人则被癔症、仇恨和其领袖贬损人格的言论蒙蔽了双眼，那些领袖教会他们责备和害怕普通人——那些实际上从各方各面与他们别无二致的人。

作为一名年轻人，我急于寻求应对这无比痛苦的现实的办法，便开始倾听那些大屠杀和二战浩劫幸存者的声音。像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这样被剥夺了人权的人写出了深刻的人性真相。他们教导我们，虽然随时都可能从巨大谎言构成的平台上坠入残忍暴行，但复原也是随时可以做到的。

莱维曾被送往奥斯维辛，忍受并目睹了一些最极端的暴行形式。然而在他写作时，在他评判人类堕入不正义和暴力的现象时，他的声音依然冷静而清晰。“它发生过，因此会再次发生。”他警告，“曾经释放出纳粹式疯狂的所有因素不太可能再次同时出现，但有一些预兆正在逼近我们。”

莱维感觉到，暴力可能是人性专有的：“它只是等待着新的丑角。”一个令人新奇的词——丑角。不过，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暴行中受到如此巨大的痛苦后，莱维用这个形容小丑的词来描述那些自诩的领导人——他们由于妄自尊大而膨胀，通过将弱势的外来者当作替罪羊，试图无耻地利用人民的恐惧和沮丧。卡拉季奇，米洛舍维奇——卡通般的人物，狡猾而自负，热衷于不惜一切代价攫取权力，随时准备着引爆仇恨的震荡波，带领追随者走上暴力之路。

莱维告诉我们，难免会有丑角。关键在于强化人们的原则，这样一来，他们就能抵制“渴求权力”、伺机而动的“怪物们”。没有追随者，怪物们就会无意义地嚎叫。不过当他们聚集了追随者，就会深化分歧，将社会割裂成有价值的“我们”和价值低下的“他们”——后者拥有不同的特征，较少的权利，因此，从某种神秘且完全错误的角度上来看，他们是低于人类的人。

在世界当前的动乱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嚎叫——呼喊着仇外和种族主义、宗教偏见和族裔仇恨。我害怕许多人会再次屈服于这种诱惑——蛊惑人心者表面上的可靠性，还有他巧妙划出的一个清晰目标，让人们可以聚焦自己的焦虑。如果我们把我们恐惧的一切都归咎于一群可以轻易辨认且最好是弱势的人，那我们就是无可指摘的，是这样吗？我们也可以用那个过于简单且极其有害的等式来回避自我审视的复杂性与含糊性。

在世界各地，我看到国家报纸将脆弱的难民群体贬斥为“蟑螂”和“有组织的入侵者”。一些知名政客在博客中写到犹太人那些假定的负面特征和不成比例的影响，或是公开宣称男同性恋“比狗更坏”，呼吁杀死他们。一些领导人宣称只有信奉特定宗教的人需要申请在国内的居住许可。一些国家拒绝某些族裔少数群体成员入籍甚至接受大学教育，不顾他们已在国内生活了世世代代。一些政党已开始转向仇外，唤起民族主义和对少数群体的仇恨——族裔、宗教和性少数群体。

然后，还有像“伊斯兰国”那样宣传极其狭隘的意识形态的群体，毫无同情心，充满极端的恶意和暴力，针对任何与其思想不同的人：绝大多数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耶西迪人，事实上今天下午在此的所有人都是。

一方面是暴力极端分子的可怕犯罪，另一方面是这个星球上太多国家（集中于中东）的领导人公然违背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囿于两者之间的人性正在与预示其毁灭的使者进行危险的互动。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就是不能发生这样的事。

我的家人和我多年来自豪而感激地居住在美利坚合众国。我在这里上学，学生时代甚至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比赛上叫卖，随后游历了美国许多地方，通常骑着摩托车。对我这名非公民来说，象征着这个国家的是其融合力，是成为自己的自由，而且有一个对公民所有个人权利透明而负责的政府能够很好地代表它、充分地服务于它——而法律和体制都立足于民主制度。埃莉诺·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我眼中具有代表性的美国人：一人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该文书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另一人击败了暴政，建设了联合国的基础，毕竟这是另一种表示合作的方式。

不过，在今年稍后即将举行的对该国领导层可能至关重要的选举中，我们看到了一场针对某些根本的、来之不易的正派教条和美国社会业已接受的社会凝聚力的正面攻击——打着勇敢破除禁忌的幌子。当人们怀着愤怒和不信任（许多人有理由愤怒和不信任），对社会和政治传统的言语攻击看上去就可能是有革命性且必要的。对某些人而言，这种情绪中危险的、或是极其讨厌的分裂本质被那些看似新鲜而坦诚的、对我们最偏执但感同身受的隐秘信念的反思所掩盖。

这也是通往暴力之路，可能尚不明显——暂时而已。这种言论的利用者造成的巨大代价将会需要偿还，不由他们这些政治人物来还，也不是在选举箱中偿还。相反，它们将由许多无辜人民来偿还，在未来的某刻，他们会成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人类经验的累积一再告诉我们：若以假定的群体特征而不是专注于个人行为来诽谤和贬损某些人，是十分危险的；它也唾弃了那些历来不是因为任何犯罪、而是因为被描绘成敌人且无防卫能力而被杀害的人。

我们听到了这些对仇恨的呼吁——贬斥和恶魔化少数群体的呼吁，这开启了真正的暴力。在离我发言不到150英里的地方，仅在几个月前，这个国家的一位热门总统候选人宣称，他积极支持酷刑——这是绝对的犯罪，对人施以难以忍受的痛苦，从而强迫他们说出或编造可能自己并不掌握的信息。我们听到过对外国人的仇恨诽谤，多名候选人宣称其支持根据宗教信仰而对一些人采用广泛的侵入性监控——用庞大的歧视性制度来单独区分和歧视穆斯林。

种族和宗教分裂的丑陋幽灵正在这个国家的政治背景上飘动——在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这是以恐惧为生的幽灵。对经济不安全和对变革的恐惧。对经济全球化的恐惧——这股不可避免的力量让许多人更富足，却给不少其他人造成了痛苦和损失。对某种道德秩序即将崩溃的恐惧，对民族价值观和自由受到多样性威胁的恐惧。对某种恐怖主义的恐惧，它是真实的，但也需要适度地从全局考虑。

然而在这么多刺耳的言论中，引人注意的是，似乎对正义少有关注，也就是对这个词的本意——公正、根本的平等和对人格尊严的尊重。真正的勇气意味着挺身而出支持这个社会伟大而持久的价值观。如果诸位准许，我想列举几项：

1)人人平等，不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视，不论是基于性、种族、信仰、性取向或任何其他因素。

2)免受思想、良心和信仰的暴力束缚的自由。

3)绝对禁止酷刑。

4)公正而有原则的法治，包括拒绝非法或任意的逮捕或拘留。

诸如此类的人权原则构成了这个国家的自豪和强大，这立足于对所有人的开放性，以及所有人的权利。

我在世界各地听到的仇恨怒吼将我们送回过去的时代，那时，妇女、性少数群体以及种族和宗教群体的自由要少得多。它的话语——充满仇视女性和种族与宗教歧视；由幻想与恶意助长——立足的基础是，通过划定的群体对人们进行尖刻评判。它侮辱人格。它以出生地、外表或信仰为由而怪罪无辜的人。它将这些人驱逐出自由之外，而这是人人固有的平等权利。

这是我曾经听过的论调，它们出现在现已解体的前南斯拉夫国家的萧条城镇和杀戮场上。暴力潜藏其中，并横行无阻。我曾看到过，它的分裂破坏了促成正义的法治公正性。我知道，这种煽动仇恨和歧视的论调孕育着随后的痛苦，隐秘而巨大的痛苦。

偏执不是强大领导力的证明。它证实，一些人以最低贱、最懦弱的方式失去了对维持“自由国家”的原则的信心。对“他者”的仇恨言论、煽动和边缘化并不是好笑的娱乐方式，也不是一种值得尊敬的获取政治利益的途径。若随意把这种汽油浇在闷烧的恐惧之火上，就会给这个伟大国家带来巨大的伤害。歧视是一种强有力的、具有深度破坏性的力量。

四十八年前，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向克利夫兰城市俱乐部发表了演讲，距离现在在座的你们只有几英里。“在太多情况下，我们推崇夸夸其谈、威言恐吓和使用武力。”他说，“在太多情况下，我们原谅那些愿意在别人破灭的梦想之上建设自己生活的人……当你教导人们仇恨和恐惧自己的兄弟——当你教导人们，由于肤色、信仰或追求的政策，他是更为低下的人——当你教导人们，与你不同的人会威胁你的自由、工作或家庭——那么你也会学着对抗其他人，不把他们看作公民，而是当成敌人，不予合作，而是大加征伐，镇压并掌控他们。”他接着说道，“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太过短暂，需要完成的工作太过艰巨，因此不能让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土地上继续繁盛”。两个月后，他被人谋杀。

7月，这座城市将举办一场重要的政治会议。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克利夫兰，我深深地希望，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够表明他们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深刻理解。

比如克利夫兰市，如此繁荣而安全的地方，它去年名列美国五大隔离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克利夫兰东边五个主要由非裔美国人组成的社区中，可获得的机会和服务与其他地方相去甚远。对于遭受歧视的人，这不仅是深刻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不公正——因而也是不正义的­。它也危害了全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依赖于动员其全体成员的技能、信心和声音。

联合国非洲裔问题专家工作组强调了对美国国内警察杀人、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偏见、大规模监禁和过度影响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相关问题的严重关切。今年稍早，工作组发现了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在“几乎所有人类发展指标上”持续存在的差距——例如预期寿命、收入和财富、教育水平、住房、就业和劳动甚至粮食安全。

偏见，不论是基于族裔群体、宗教、信仰、阶级、肤色或其他特点，剥夺了人们的权利。它拒绝人们享有基本的人性。它也给相关人员、未来的世代和整个社会造成巨大伤害。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是通过致力于公益而非分裂才能最好地实现。必须教授、培养和捍卫平等和公正，因为正是它们建设了有复原力而强大的社会。

开放公平的社会是动荡世界的理智标杆。我们应该培养我们最珍贵的力量，这就是人类平等与尊严的价值——不操控人们的焦虑来制造替罪羊和分裂。

再举一例，移民对任何社会都不是威胁。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是由来自别处的男男女女建造的，这些人为一项共同的事业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和观点，并融合了彼此的文化。他们每人的故事都各不相同，但许多都是悲剧，不过，他们也有关于巨大希望的故事。

学着在平等和正义之中共处，这项任务是人类最古老、最根本的挑战。它是可以实现的——借由许许多多真实而又具体的步骤所组成的程序。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的同事们不仅帮助识别了法律和机构中造成个人错误受害的差距，我们也努力协助各国改变自己，强化它们的保护体系，从而使法律和实践都充分符合国际标准。我们站出来并相互靠近，培养信任，这样我们就能有效交流我们的关切。我们收集信息，明确并优先应对关键的差距——酷刑、侵占土地、基于种族、种姓或性别的歧视——我们努力协助各国实现其人权义务或对其施压。我们培训监狱守卫和警察用没有酷刑的方法开展审问。我们帮助法官采用公平性的标准以及得到约束性国际法支持的权利，维持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保证。我们加强了基层行为者，放大了他们的声音。我们帮助培训军队，特别是他们有责任保护平民的情况下。我们建设了人权教育方案。

在这里，考克斯国际法中心，你们各位法律专业的学生关注正义的基石是恰如其分的，它们包括组成法律——国内法、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约定和分歧。不过在字面意义上遵守法律是不够的。关键在于其正义。法律不应该由财富或其他不正当的影响驱使。它的保护措施不应该根据社区、种族或任何其他歧视的理由而有所不同。法律应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特别是包括身处不利地位和弱势状况的人。

不容忍的言论、基于族裔出身或宗教信仰而对仇恨或暴力的煽动，不论发生在何地，都是极其错误的。它们不仅剥夺了人民享有平等和正义的权利；它们也会触发歧视和迫害不可控的恶劣升级。普里莫·莱维看着这种状况发生并因此遭受身心折磨。我也目睹了它的实际状况。有一条通往暴力之路——通往不可控的暴力爆发，撕裂整个社会，给数代人留下伤疤；而煽动暴力的仇恨言论就在那条路上。我们知道，若我们允许仇恨的统治瓦解正义的统治，就会有血的代价。

在诸多危机持续的沉重背景下，联合国已经进入了它的第七个十年。其他灾难可能也不断迫近：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为未来感到心惊胆战。

不过，解决办法是强化——而不是削弱——人类已经积累的智慧。这种承认，用《世界人权宣言》的文字来说，“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