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兰演说：不断变化人权世界中的澳大利亚 悉尼，2019年10月9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的讲话

尊敬的联邦和州议会的现任和前任议员们
尊敬的外交使团成员们
尊敬的惠特拉姆学院主席约翰·福克纳（John Faulkner）先生
西悉尼大学校长彼得·史高德（Peter Shergold）教授
校长班尼·葛拉维（Barney Glover）教授
尊敬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教授
尊敬的伊丽莎白·伊瓦特（Elizabeth Evatt）女士
文森特·阮文龙（Vincent Long Van Nguyen）主教，帕拉马塔（Parramatta）主教
惠特拉姆家族（Whitlam Family）的成员们
同事们、朋友们

感谢奇卡叔叔（Uncle Chicka）欢迎我来到您的土地。请允许我向欧拉族（Eori Nation）的盖迪该尔（Gadigal）人民，向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向所有作为托雷斯海峡群岛的传统拥有者和管理人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致以敬意。

我还想向尊敬的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表示敬意，本次演讲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首先我想从亲身经历开始说起。我23岁那年被迫逃离祖国智利，澳大利亚是我到达的第一个安全地点，高夫·惠特拉姆先生时任澳大利亚总理。我体会到了澳大利亚与智利人民的团结，以及澳大利亚人民的巨大热情和盛情款待。

因此，我很荣幸能够再次回到这个美丽的国家并就这座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和宣传的杰出纪录作发言。

当我回想起早年在澳大利亚的时光，感觉就像在看一面模糊的镜子。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的长头发和喇叭裤。

自那以来，澳大利亚以及我们的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轮廓，也可以听到一些根本挑战的回声，正如政治领袖和人权运动当今正在努力解决的挑战。

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正处于冷战高峰，澳大利亚军队正在越南作战，其中大部份是应征入伍官兵。但是新的风向正在改变全球政治中几乎所有的确定性。中国正从其几十年的革命中开始崛起，许多亚洲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

那时的世界正处于重大经济和技术变革的转折点。个人电脑首次亮相。1973年，一名工程师首次拨打了真正意义上的移动电话。第二年，人们编写出了第一批用于形成互联网的代码。

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因油价飞涨而动摇，我们也首次意识到人类对化石燃料的结构性依赖。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界得出结论认为，全球变暖问题将在2000年前后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未来。

同样重要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当时正面临着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妇女向传统成见发出挑战，开始在社会、家庭和工作场所中主张其平等权利。

惠特拉姆政府当时正在进行重要的改革，例如无过错离婚以及实现同工同酬的步骤。1975年，澳大利亚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妇女大会，派出的代表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事务政府首脑顾问伊丽莎白·安妮·雷德（Elizabeth Anne Reid）和一位敢于仗义执言的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惠特拉姆（Margaret Whitlam）。

澳大利亚做出了重要的初始之举，即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并在堪培拉建立了“帐篷大使馆”。但是，要充分承认有如此多的土著人民遭受了人权侵犯，包括儿童与父母的广泛分离，还要过很多年。这一进程依然尚未完成。

换句话说，就像现在一样，澳大利亚当时正处在内部转型中，同时还在应对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

区域动态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经济正处于深刻的全球化转折点。

技术的发展将很快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巨大转变。

我们第一次意识到了环境的脆弱性。

妇女正在社会和职场中寻找新的位置。

这样一个涉及社会、技术、经济和全球政治变革等多种力量的国家所展现出来的图景，看起来似乎有点熟悉，不是吗？

当时，这个国家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

从孤立主义中能找到最适当、最可持续、最有效的答案吗？

当所谓的“幸运之国”阻止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变革的大潮后，接下来会闭关自守吗？

对变革力量的拒绝、否认和对抗是否会为全体澳大利亚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和更广泛的权利享受呢？

我不这么认为。

对结构改革最积极的回答是参与、对话和认识到更大的正义、更多的尊重和使所有人受益的更广泛的自由。

人类尊严与平等的进步有助于在社会内部及各社会之间创造更好的发展以及更加尊重与和平的关系。

在澳大利亚、亚洲以及全世界，由于争取人权的运动，数百万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安全和平等。

在人权法和条约的指导和效力下，严重的经济苦难状况和剥削状况受到了挑战。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我自己的国家在内，独裁统治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参与式治理体系。

包括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在内的侵犯人权的肇事者遭到了国际和国家法庭的起诉，这对于制止今后的侵犯人权行为至关重要。

关于妇女权利；土著人民以及民族、宗教、种族和种姓少数群体的权利；残疾人的权利；工人和雇员的权利；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健康权；受教育权；享有体面住房和社会服务的权利：所有这些领域以及许多其他领域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人权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人权扩大了所有人的自由。人权建立了复原力，增强了社会和谐，创造了尽可能广泛的进步。人权承认复杂性，并设法重新建立基本的体面，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原则。

我认为高夫·惠特拉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正如我们今晚非常怀念的迈克尔·科比（Michael Kirby）法官所观察到的，惠特拉姆是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是他带领着澳大利亚与全世界进行了持续而有力的接触。他还利用写入《宪法》的条约权，看到了国际法推动国内法和政策改革的变革力量。

有趣的是，高夫的父亲弗雷德·惠特拉姆（Fred Whitlam）参与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当然，作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Evatt）博士也监督了《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这一基本的人权案文饱含着澳大利亚的价值观以及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的价值观。

惠特拉姆政府在三年内批准了15项国际人权条约，其中最著名的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该公约为197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种族歧视法案》奠定了基础。惠特拉姆在当选后的六日内就使澳大利亚签署了两项重要的人权文书，即《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澳大利亚批准了关于妇女权利、难民和无国籍状态的其他条约和议定书。澳大利亚加入了九项关于结社自由、失业、最低工资和工作场所歧视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这些公约至今还在影响着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市场。

批准这些条约留下了长久遗产。它们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主权国家自由接受的。

它们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杠杆作用，并确保了长期的收益。它们还为民间社会团体的重要工作提供了重点、合法性和力量。

它们提供了一个导航罗盘，指导贵国如何应对风暴、面对全球变革的突然转向。

通过使澳大利亚致力于国际人权法框架，惠特拉姆有效地为澳大利亚建立了“人权宪章”，这正是澳大利亚的宪法目前所缺乏的。澳大利亚批准的条约已成为一系列禁止在不同领域进行歧视的人权法律的基础。但这也留下了一些空白，而且这一权利的构架是消极的禁令，而不是积极的条文。

我坚信，一项全面的人权法案将为澳大利亚人带来极大的益处，为制定法律和政策提供总体框架，并在政府侵犯人权时提供补救措施。

我很高兴看到维多利亚州政府、澳大利亚首都直辖区以及最近的昆士兰州政府已经在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制定了州或地区一级的人权法规。我赞扬并鼓励正在进行的各种公开对话，并希望它们能将澳大利亚土著人民所表达的智慧融合在一起，为澳大利亚的人权树立新的现代化愿景。

现在，让我们向外看一看当今的世界。

今晚，我想反思一些包含着瞬息万变且具有挑战性的变革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人权法和原则无疑可以指导政策制定者寻求最佳解决方案。

我要说的第一个方面可能不是新的趋势，但它正在卷土重来。民族主义在许多社会中呈上升趋势，伴随着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仇外心理。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破坏社会和谐，分裂社会并引发冲突。

令人震惊的是，仇恨和孤立主义盛行的网络空间煽动了人们对移民的敌视，而且这些态度迅速成为了广泛的公共话题的一部分。

自此，它们可能会继续扭曲公共政策，从而带来更加危险和令人不安的后果。

我对澳大利亚的移民和庇护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关切，包括所谓的“境外甄别”制度以及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长期强制拘留。但是今晚，我想重点关注关于澳大利亚围绕移民和庇护问题的公共叙事的关切，我担心这些误解、歧视，甚至种族主义态度，包括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已经被武器化。

将移民作为各类社会麻烦的替罪羊，这种做法当然不仅限于澳大利亚。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地，有些政治家和想成为舆论领袖的人，过分热衷于妖魔化社会中的一些弱势和边缘化群体，以谋取政治利益。

尽管国家没有义务接受每个来到其边界的人，但全人类都受到必要的同情心以及对我们共同人性认可的约束。
追求安全与尊严的绝望的人是受害者，而不是罪犯。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疲倦且需要帮助。他们中的许多人之所以迁徙，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各成员国在2018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的《移民问题全球契约》提醒我们，所有移民的人权必须“始终得到尊重、保护和落实”。除去蓄意传播的错误信息，《全球契约》激励我们开展更好的国际合作，以解决迫使人们逃离家园的贫困和环境恶化问题。这关乎减少不平等现象、保护所有移徙者的权利，以及确保所有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机会。
在我看来非常不幸的是，作为移民国家的澳大利亚选择退出这一寻求合作解决方案的重要全球讨论。如果我们拒绝对话、包容、尊重和公正，实际上是在创造可能会引发更大冲突的不公正、残酷、不满和紧张局势。

深深植根于公平、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社会可能会以为这些宝贵的原则将永远存在。但是冷漠或绝望可能使这些原则失去生命力。

如果没有用敏感、负责的政策满足人们对参与和权利的要求，维护对每位社会成员的尊重，许多人可能会再度陷入不满，深信自私的精英人士根本不关心人民的利益。人心将会涣散。

各位可能知道，皮尤研究中心在2018年对27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接受采访者对民主的运作方式不满意。其中12个国家对民主的负面看法比正面看法要多10％。这种幻灭给了孤立主义者空间和鼓励，他们宣扬分裂、煽动怨恨，利用仇恨并从中获利。

我们无法孤军作战解决问题。

在我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期间，我学到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点很简单：人类的利益和我的国家利益之间很少有极大的差距。

如果一项政策在短期内似乎只推进了狭隘的利益，但却伤害了人类的未来，那么这项政策必定会适得其反。

我们有时听到人权被鄙视为全球主义，而非符合某一主权政府的爱国利益。但是，国家利益怎么可能通过会损害所有人类福祉的政策来向前推进呢？

为可持续和有效地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移徙、流行病和越境冲突等复杂性全球问题，解决方案必须具有合作性，并且必须维护人权。

平等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生命、人身自由和安全权。获得教育、医疗、食物、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免受任何形式歧视的权利。言论自由权和隐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权利。免受酷刑、非法或任意逮捕或拘留的权利。

不论我们的性别、种族、信仰、性取向、国籍、移民身份或任何其他因素，这些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的力量将我们人类彼此相连。这些核心价值观和原则对于维护我们的相互和平、繁荣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今天，在世界各地，许多勇敢的年轻人通过游行捍卫自由与环境。决策者需要倾听他们的要求。领导人，不仅是政治领导人，还有社会和商业领导人，可以并且应该鼓励年轻人更多地参与进来，因为年轻人的生活将会受到当前日益突出的问题的影响。

领导人可以并且应该鼓励人们宣传与最重要的个人信念和理想相符的政策，而不是助长对参与价值的冷嘲热讽。

朋友们和同事们，

让我继续介绍另一组重要挑战，这些挑战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在未来几年内必然会加速。数字技术将使我们面临日益显著的挑战和困境。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许多行使人权的方式，但是它们也创造了新的方式来侵犯人权。

数字技术当然带来了许多好处。卫星图像和加密通信确保能在当局拒绝我们进入的地方更好地监测侵犯人权行为。新的数据流已经被用来打击人口贩运和剥削，追踪供应链中的当代形式奴隶制。社交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包括证人证言和记录侵犯人权行为的视频，我们在核实开放源码信息的技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使法院和人权调查可以使用这一技术。互联网的使用还促进了民间社会团体之间的交流，大力推动了促进社会正义的公众参与。

但如今我们也看到针对人权维护者和民间社会的数字骚扰正在加剧。在某些国家，对公众的大规模监视已经成为常态，这既侵犯了隐私权，又侵犯了许多其他权利。面部识别技术等新工具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监测人们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增加了自由行使基本人权的压力。治理社会保障的自动化系统可能会产生歧视性影响。

如今，社交媒体正在被用来传播最恶劣的仇恨形式，包括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蔑视妇女、仇视伊斯兰、仇视同性恋、仇外心理或其他形式的仇恨。

在克莱斯特彻奇发生可怕的袭击之后，全世界的许多人感受到了停止使用社交媒体煽动暴力和仇恨的迫切需要。

在寻找方法来克服日益发展的数字通信空间所带来的挑战时，对有害行为的监管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改变互联网平台运行方式和展示内容的监管都会影响数十亿人。这会影响他们建立联系的方式、他们所看到的内容，以及他们被倾听的方式。简而言之，这影响了他们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自由发言、结社和集会的权利。考虑不周的监管可能会使许多合法表达的形式失去空间。

为了有效打击煽动暴力和仇恨，我鼓励在国际人权框架的基础上制定政策。这些政策需要遵守法治、保持透明、确保问责制，包括为受害者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公司或国家行政机构控制在线内容的权力缺乏制约。

我想在此处谈谈澳大利亚正在进行的一场相关辩论，辩论的起因是一位来自国家队的知名橄榄球运动员引用圣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反同性恋的内容后遭到国家队开除。这引起了人们对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两者关系的关注，并促成了保护人们免受基于宗教原因的歧视的新法律提案。

人权原则有助于为这类问题提供答案。在捍卫宗教自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警惕那些将宗教工具化以限制特定群体或个人享受权利或破坏谋求更广泛的平等与正义的改革的论点。尤其当其涉及同性恋、女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的人权以及妇女获得性和生殖健康和权利时。

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均载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它们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表现可能会受到限制，例如，在必须保护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时。

宗教自由应得到保护，但也不应损害对其他权利的保护，例如言论自由，或禁止基于其他理由的歧视，例如性取向。我们的“信仰权利”框架包含许多宗教领袖的承诺，他们承诺重新审视那些似乎延续了性别不平等和有害陈旧观念、甚至宽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的宗教解释。

关于禁止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拉巴特行动计划》是区分那些应被定义为煽动仇恨并应被禁止的言论表达形式的重要工具。它为可能需要采取行动的信息定义了六项阈值，与社交媒体上的仇恨信息也密切相关。这六项阈值包括背景、发言者的身份、宣传或煽动行为的意图、范围或程度和迫近性。

我认为，在我们面临不确定性和潜在威胁之时，国际人权机构的指导是立法者和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重要的技术援助。

在许多方面，数字问题都是国家和公司无法自行解决的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需要广泛的公开辩论，需要政府、工商企业、开发商、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和受影响群体的持续合作参与。“克莱斯特彻奇呼吁”进程将这一领域最有经验的组织聚集在一起，这种基于对话的合作方式肯定会是一个良好的前进方法。

人权机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政府确保私营部门在维护权利方面以负责任的方式行动，并为由其产品或服务造成的错误提供补救措施。

《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为解决商业活动对人权的影响提供了权威的全球标准。各具体部门也制定了各种形式的指导，其他领域也需要新工具，从医疗部门到金融、机器人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人工智能部门。

朋友们和同事们，

数字技术的变革将延伸到各个领域，从医疗到战争、警务、学校、工作场所和几乎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但是，人权还面临另一个更大的威胁，那就是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已经对许多太平洋社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重要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带来使个人和社区变得更加脆弱或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威胁。

我们将面对更多问题。小岛屿国家几乎没有选择，必须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来解决一个不是它们造成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威胁到它们实际生存的问题。小岛屿国家亟需财政和绿色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支持，以适应和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它们能够保护其人民的权利。

澳大利亚脆弱的生态系统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继2018年破纪录的高温之后，今年夏天澳大利亚又经历了严重干旱。

年降雨量持续减少，养育着人民、生态系统和农场的河流和供水被耗尽。

极端火灾风险天数正变得越来越多。

海水变暖导致大堡礁珊瑚变白。

在全球范围内，人为造成的、可预防的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影响许多人获得食物、水和卫生、体面的住所、健康和人身安全的权利，甚至是他们的生命权。

如果你的年龄在50岁以下，那么你的人生很有可能会经历灾难性变暖的巨大影响。如果你未满30岁，那几乎可以肯定会受到影响。

这就是现实。

当今年轻人的未来将取决于领导人现在采取的气候政策。

我们是否会以否认正在发生的令人不快、不幸却显而易见的事实作为回应？

我们是否会采取措施积极开展对话并保持对事实、原则和正义的清楚认知？

我们是否会继续为与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不相适应的传统客户群体和行业提供资金？或者我们是否会鼓励新的经济部门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

澳大利亚曾面临许多这样的转折点，并运用技巧渡过了这些转折点。今天，又到了根据原则做出明确决定的时候了。

世界需要澳大利亚的参与，正如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也非常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依仗土著人民的参与，土著人民管理自然资源的历史长达千年，也许会为我们今天的生存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我们仍有时间来采取行动。现在应该团结一致、建立希望。我们知道如何建立通往解决方案的道路，以实现更好的社会和平与更可持续的经济。

我们怀着正义与尊重来建立这条道路。

我们建立平等。每个人都必须清楚地知道，不论性别、种族、族裔、见解、信仰、种姓、阶级、移民身份、性取向和残疾，其平等权利都应得到充分承认和尊重。社会凝聚力是这样增强的：通过尊严和参与。

我们通过透明、参与和接受问责的治理来建立信任。

我们制定维护有效享有基本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措施，例如平等的受教育权，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权利以及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权利。

我们维护言论、结社和信仰自由，以及强大而独立的媒体，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充分获取信息，自由地为决策制定作出贡献而无需担心受到攻击。

我们确保尊重土著人民和少数群体的身份、传统和权利。

我们帮助保障各个社会免受散布仇恨和煽动暴力的人的侵害，这些行为几乎总是针对社会上最无能为力的成员，并且经常是为了谋求政治利益。政治领袖可以通过坚定而迅速地反对仇恨言论来做很多事情，从而有效地打击煽动仇恨的行为。

司法、参与、冲突解决和权力分享将会逐步融合成更强大的自信、更好的解决方案以及相互尊重。

这是最有效的治理方式——因为人权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哲学理想。他们是为建立强大、健康、安全、和平、繁荣的社会而作出的合理政策选择。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澳大利亚。这个温暖、慷慨、公正的国家的许多方面都是建立在其对人类平等、尊严和权利的深层把握上。

维护人权并没有削弱这个国家。它使澳大利亚变得更加强大、更具韧性、更为成功。在国际上，它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全球的尊重，使其得以发挥重要的区域和国际作用。

澳大利亚是良好的全球公民。从南苏丹到中东的和平行动都依赖澳大利亚部队。各国际机构依赖澳大利亚的外交。各个地区维护妇女权利的重要举措都指望着澳大利亚的领导力和支持。澳大利亚在废除死刑和包容全世界的残疾人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

我们需要澳大利亚在其他问题上也要勇于承担责任，包括加入关于气候变化紧迫性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以及对全球移民采取更加人道、基于权利和以人为本的治理的需求。

1975年，高夫·惠特拉姆曾说：“我们将国际法视为澳大利亚制定政策以及在国际上推行这些政策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国际法是解决紧张、混乱和破坏的唯一选择。”

在动乱不断深化的时期，随着对抗性日益高涨、人权和人类生存面临新的挑战，这番话说得有理。让我们承认并珍视这些约束性协议所打造的内容，以及它们的根本智慧和人性，它们对更安全、更公平未来的承诺。

我曾是一国元首、政府部长、民间社会成员，也曾是一名难民，我目睹了许多人权措施的工作。

基于人权的政策是有效的。可以建立社会公正的政策，也会有助于发展更强大经济。它们可以推动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系、更好的教育框架，医疗保健和其他基本服务。它们会树立信心并建设和谐社会。这些政策加深彼此信任。播种希望。它们为人们（所有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人以及境外人士）带来了更好的结果。它们可以防止各种不满、冲突、不平等、痛苦和歧视。为受害者提供可以伸张正义和提供补救的各种制度意味着认识到他们的不满情绪，这让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工作变得更加容易。人权已经指导各个社会渡过了许多充满挑战的变革时期。

支持每个女人和男人做出自己选择权利的政策对各社群和各国都有好处。确保当局与民间社会进行相互尊重的对话的各个步骤，可以促进更好、更广泛的发展。

机会是有的。这一代世界领导人有能力确保其人民获得更大的福祉。这些工具是存在的。

在当今的潮流中，在海平面上升和强风的未知风暴中，以让所有人享有平等权利和尊严的信念为导向，我们可以共同驾驭我们的船只驶向更加和平与安全的水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