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叙利亚的莱拉·阿洛达特（Laila Alodaat）出于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兴趣，以志愿律师的身份在叙利亚红十字会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她现在是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副秘书长。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组织致力于分析暴力的根源，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系统性压迫。

阿洛达特表示：“我们反对结构性压迫制度，渴望通过集体行动和动员的力量建设和平。如果以变革性议程来处理人权问题，我们最终必然会研究战争和冲突的根源。”

对阿洛达特来说，和平建设有多个层面，妇女在其中有自己的作用，但她们经常面临“厌女的假设”，即她们只能代表其他妇女，而不是整个社区。

她说道：“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需要独自战斗。在全球范围内，人们对暴力持宽容态度，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并不一定要为妇女打造安全空间，妇女感到不安全是因为她们抛头露面导致的。这直接影响到和平建设。”阿洛达特补充说：“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长期剥削女性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我们将其视为一种可接受的基准，但事实不应如此。

女权主义运动自身面临着那些对和平建设产生不利影响的挑战，比如救世主式的西方观念。”

阿洛达特表示：“全球南方的女性并不需要被拯救，我们只需要空间。我们需要得到信任，我们需要开展运动所需的资源。”她指出：“除非我们从跨界角度看待这场斗争，从多样性角度看待领导力，否则这场斗争永远不会成功。个人领导力的概念已经过时。我们需要的是集体努力和集体领导力。”

过去30年来，某组织一直致力于在阿富汗11个省的教育、生计、健康、保护和水资源、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等多个领域为阿富汗妇女和儿童提供支持。萨拉*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她表示，她的组织是唯一一个能够在两年半前阿富汗前政府垮台后继续开展工作并保持其安全空间开放的妇女领导组织。该组织还能够支持其基层合作伙伴的能力建设，并协助他们获得赠款。

她表示：“我相信，在当前形势下，增强妇女权能也将增强社区中更大群体的权能。在目前情况下，所有人都想待在安全区或舒适区，不想冒任何风险。作为妇女领导组织的负责人，我宁愿自己冒着风险，也要为亟需帮助的妇女提供服务，尤其是遭受性别暴力的妇女、境内流离失所妇女或属于少数群体的妇女。”

萨拉认为，妇女担任领导职务并融入社区对阿富汗至关重要，因此她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多地聘用妇女并提高她们的能力。她指出，由于阿富汗非政府组织在聘用妇女方面受限，没有几个组织愿意冒险。

萨拉表示：“在过去20年里，妇女在促进阿富汗和平建设和提高社会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如今阿富汗妇女领导人已散居国外，虽然她们在国外开展宣传工作，但那些留下来的人正在填补这一空白，与有需要的妇女合作，增强她们的权能，将她们纳入自己的项目中，并在社区层面实现和平，与阿富汗存在的不同意识形态和思想和平共处。”

援外社国际协会在其2021年《是时候进行更好的谈判了：援助系统如何亏待危机中的妇女和女童》报告中指出，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中用于性别平等的资金特别少。自2010年以来，仅有不到1%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被直接分配给妇女领导的组织。

联合国人权办妇女人权和性别平等科科长汉娜·吴（Hannah Wu）表示，对女性人权维护者、组织和运动的持续资助和支持是妇女平等担任领导职务和参与和平决策的重要前提。这允许她们能够确定自己的优先行动事项，同时增加她们的资源和能力，使她们能够参与关键的和平决策并发挥领导作用。

吴表示：“所有妇女和女童有意义参与的权利，包括在冲突和不安全情况下的参与，对于她们享有权利、巩固和平以及预防危机和从危机中恢复的能力至关重要。没有反映妇女的现实、权利、观点、知识和要求的和平决策是无法持续的，也不可能有效。”

在2022年达成的18项和平协议中，只有一项由妇女团体或组织的代表签署或见证。截至2023年7月，有27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女性。国家民主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妇女在议会任职的全球比例为26.5%。此外，按照目前的速度，需要130年才能实现包容性治理。此外，按照目前的趋势，女性部长占比每年仅增长0.52%，要到2077年才能实现部长职位的性别均等。

*非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