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福尔克尔·蒂尔克（Volker Türk）在向会员国发表的关于改革支助和护理系统的声明中表示：“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塑我们对支助和护理系统的理解。”“护理工作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必须得到承认。”

蒂尔克还指出，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证明，我们的护理系统还没有准备好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提供服务。

他表示：“这种无偿或薪酬不足的工作在社会上得不到承认，这加剧了妇女和女童在生活中面临的排斥和歧视。”与此同时，那些提供和接受护理的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或病人——包括其中的妇女——他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或者更糟糕地被忽视了。

联合国人权办指出，国际人权法承认人人享有健康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和参与公共生活等人权。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下称《宣言》）为所有这些权利奠定了基础。随后的其他人权条约进一步阐述了这些权利。

今年发起的“人权75”倡议是庆祝《宣言》七十五周年的一部分，为此，蒂尔克“呼吁各国采取具体步骤，建立以人权为本、促进性别平等、包容残疾和顾及年龄的支助和护理系统。”

无视与无形

国际残疾人联盟跨部门干事罗萨里奥·加拉尔萨（Rosario Galarza）表示，残疾妇女和女童既是支助和护理服务的接受者，也是提供者。

她表示：“尽管需求正在不断增加，但全球大多数残疾人的支助需求目前并未得到满足。这个问题在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期间演变为一场危机，给残疾人带来了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后果。”

加拉尔萨强调，各国政府必须向支助系统投入更多资金，帮助残疾妇女和女童过上无暴力生活，并更充分地参与她们的日常生活。

她表示：“残疾妇女和女童有权接受与提供支助和护理，也有权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自我照料。这些权利是为世界各地的残疾妇女和女童实现自主、独立和充分参与社会这一未竟承诺的关键。”

家务劳动是一种经常被低估的护理系统。诺韦丽塔·帕利索科（Novelita Palisoc）在菲律宾和卡塔尔从事家政工作已有19年。作为一名家政工人，她需要同时充当很多角色，比如保姆、清洁工、司机和洗衣工。

她表示：“我赚的钱很少，享受不到社会福利，还经历过暴力甚至性骚扰。我之前什么都没说，因为我认为是我亏欠了雇主，我没有权利提出要求或表达不满。因此我选择保持沉默。”

后来，帕利索科向她的朋友倾诉了工作上的问题并被邀请加入了一个家政工人工会，在那里她参加了讲习班，了解了更多关于她作为一名家政工人的权利。

她表示：“通过这些培训和研讨会，我受到了教育，增强了权能。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家政工人，我拥有不应被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我乞求来的；我的雇主需要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得到尊重和尊严。”

作为国际家政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帕利索科帮助代表家政工人的利益。

她表示：“我们都应该不再羞愧，免受虐待，打破沉默。我们都应该获得正义、尊严和尊重。”

通过这些经历，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现在还可以通过许多措施帮助其他家政工人增强其权能，包括告知其权利和如何维护权利、帮助协商其福利、打击非法招聘、增强妇女发声反对职场暴力和骚扰的权能。

向家庭或社区成员提供护理服务的老年人也面临着许多经济和社会挑战。伊达·纳姆贝亚（Idah Nambeya）是斯蒂芬·刘易斯基金会（Stephen Lewis Foundation）驻赞比亚的高级顾问，负责在该国开展“祖母互助”（Grandmothers to Grandmothers）运动，这项全球运动旨在提高认识并募集经费以支持非洲的祖母们。

基金会介绍称，在非洲各地，1500多万因艾滋病而成为孤儿的儿童一直由其祖母们负责照料，这些老年人也是受大流行病影响的最脆弱人群之一。

纳姆贝亚表示：“祖母们在向孤儿和脆弱儿童提供支助方面面临挑战，这导致她们在经济、情感和身体等各个方面的资源都即将枯竭。她们在耗尽自己微薄的积蓄，一边耕种小块土地，一边防止财产被掠夺，还要学习新技能以赚取更多收入。”

但现在，在社区组织的支持下，祖母们正在开展具有创新性的储蓄与创收活动和举措。她们还发起了一项运动，以确保政府的政策、方案和战略将其需求和权利纳入其中，包括收入保障、养老金和赠款、土地权和继承权、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以及改善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蒂尔克表示：“护理和支助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这是一项人权问题。提供与接受护理和支助服务的双方都享有权利。这意味着支助和护理系统必须尊重和促进所有人享受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