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巴切莱特表示:“维护人权之路永无止境。”
2022年8月31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说:“在我任期内,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的深远影响、气候变化日益加剧的作用,以及对乌战争引发的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的反响冲击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
本周在瑞士日内瓦,巴切莱特结束了她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任期,她回顾了过去四年的工作,表达了对人权未来的希望。
关键时刻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疾病大流行改变了游戏规则——各国对待经济及社会权利和保护最脆弱群体免受疾病侵害的做法。巴切莱特指出,对联合国人权办而言,疾病大流行意味着重振与社会保护有关的工作,并适应新的(虚拟)工作方式和扩大对人权的监测。
世界面临的许多业已存在的人权问题浮出水面,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这些问题包括:贫困加剧,不平等加深,缺乏医疗保健、疫苗和治疗,歧视以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这意味着联合国人权办必须迅速就这些挑战提出解决方案。
联合国人权办在危机和孤立时期,能够向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提供有效实用的指导,以确认人权趋势、风险、国家应对措施的影响,以及如何以人权方式处理危机。
尽管以虚拟方式联系有其裨益,但这意味着高级专员不能像我们原本希望的那样经常旅行,陪同不同的行为体在实地开展人权工作。
享有健康环境的权利:巴切莱特指出,最令她骄傲的是,人权高专办支持并大力推动认可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
她说:“联合国大会于上个月认可享有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的人权,民间社会多年的倡导终于迎来了高光时刻。这也是我个人多年来以不同身份,包括作为一名女政治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她鼓励各国加紧履行义务,全面落实健康环境权。
她表示:“过去几个月的极端天气事件再次强有力地表明,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为今世与后代保护我们的地球。”
加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她还强调,希望推动世界进一步认识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相互依存。
增援倡议由巴切莱特创立,以应对不平等现象抬头、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缓慢和社会动荡日益加剧等问题。倡议旨在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可持续发展目标和预防方面加强国家一级的参与,并加强人权与经济之间的联系。
巴切莱特表示:“这二者缺一不可。举个例子:人们必须能够表达关切、结社和抗议,以影响和促进保证获得工作、食物、健康、住房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各国必须从疾病大流行和当前的粮食-燃料-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制定长期措施,建设更好、更强大的全民公共卫生和社会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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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战略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创造力,就可以建立坚实的战略和伙伴关系,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能促进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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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正义和平等:巴切莱特希望各国也抓住这一时机,使之成为实现种族平等和正义的转折点。
她指出:“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争取种族正义,特别是在2020年,迫使对拖延已久的种族歧视问题进行清算,并将公众舆论的关注点转向系统性种族主义和助其长期存在的制度建设。这种势头必须不能丢失。”
2021年,高级专员发布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种族正义和平等的报告,其中提出了一个四点议程,以结束执法部门针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和人权侵犯行为。第二份报告将于9月提交人权理事会。巴切莱特还主持了《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并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调查警察对非洲人后裔的暴力行为。
为失声者发声
巴切莱特向女性人权维护者致敬,称赞她们为最脆弱人群未被聆听的诉求发声。
她指出:“维护人权之路永无止境,而警惕权利倒退至关重要。随着民粹主义抬头、错误信息增多,这一点尤为关键。”
在国别访问期间,她与阿富汗的女性人权维护者、墨西哥失踪者的母亲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援助性暴力受害者的卫生工作者进行了交谈。
在对孟加拉国的国别访问期间,她遇到了一名教师,梦想是成为医生,却最终因为是罗辛亚人而不得不逃离自己的国家,在难民营栖身。对方告诉高级专员,每当晚上忆及梦想、想到自己的许多佛教徒朋友已在缅甸如愿成为医生时,仍禁不住哭泣。
巴切莱特表示:“我自己作为难民的经历没有如此艰辛,有条件继续接受教育,生活水平也不错。但如此之多的罗辛亚人对于故土的渴望和返回家园的愿望令我深感戚戚。”
人权的未来
巴切莱特敦促国际社会继续致力于所有人权问题,不要忘记也门、叙利亚、萨赫勒和海地的局势。
她指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多边主义受到压力。”
一些危机,如乌克兰危机,加剧了人权理事会和其他多边论坛中业已存在的两极分化,会员国经常感受到表明立场的压力。
找到合适的渠道来表达这些关切,并找出能使当权者作出正确决策的激励因素至关重要。这是给予高级专员,包括其继任者的任务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有多种方式可以推进,但巴切莱特表示,建议新任高级专员始终与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进行公开对话。她还希望会见新任高级专员,以自己的经验教训现身说法。
“接触和对话决不能以牺牲向权力说出真相、为无声者发声和促进对人权侵犯行为的问责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