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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专家称,“矫正治疗”可构成酷刑,应予禁止

2020年7月13日

2018年9月29日,在亚松森举行的第15届性少数群体(LGBTI)游行中,一对活动人士打出“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记忆、骄傲和抗争”的标语。NORBERTO DUARTE/法新社

联合国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Victor Madrigal-Borloz)向人权理事会表示,性少数群体因所谓的“矫正治疗”遭受强烈痛苦及长期的身心伤害。他呼吁在全球范围内禁止此种疗法。

联合国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独立专家维克托·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在人权理事会上提交最新报告,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在全球范围内禁止矫正治疗。”

该专家还指出,这些做法“本质上是歧视性的,是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根据不同严重程度或受害者遭受的身心痛苦和折磨,有可能构成酷刑。”

“矫正治疗”是一种干预治疗,宣称能够改变人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因而声称其目的是将人从男、女同性恋或双性恋转变为异性恋,从跨性别或多元性别转变为顺性别——意味着人的性别认同要与出生时被赋予的性别相对应。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表示:“矫正治疗的做法源自于一种理念,即具有多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人因其取向或认同而在某种程度上在道德、精神或身体上低人一等,他们必须修正取向或认同以补救劣势。”

在提交给理事会的报告中,他指出“矫正治疗”的三种主要手段:心理治疗干预,依据的是性或性别多元成因于异常教养或经历这一理念;医学手段,依据的理论是性或性别多元是一种固有的生物机能障碍;基于信仰的干预,实施前提是认为多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伴随与生俱来的邪恶。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指出,身心虐待和性虐待、电击和强制用药、隔离和监禁、辱骂和羞辱均是试图矫正时采用的手段。

厌恶疗法是被一再使用的方法,通过治疗,人们会在受到与其性取向有关的刺激时产生不悦、痛苦或极度焦虑的感觉。

干预也可以依靠药物学手段,如药物或激素或类固醇疗法。该专家举例说明,性取向终究无法得到“矫正”的个人往往会被迫接受性别确认手术,因为这被认为能够弱化其性取向。

“矫正治疗”的受害者也可能交由精神顾问接受信仰指导,并接受某些方案治疗以克服其“病情”。这类方案可能包括反同性恋的诋毁言论、殴打、戴镣铐、剥夺食物甚至驱魔。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表示:“矫正治疗的做法不仅无效,而且可能极其有害。这种做法往往导致疼痛和痛苦,并将长时间存续,给人的身体和精神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疤。无能为力和极度屈辱两种感觉共同作用,促生深深的羞耻、内疚、自我厌恶和无价值感,这会导致自我认知受损和持久的人格改变。”

专家指出,私人和公共精神健康护理提供者、信仰组织、传统医师和国家人员均为“矫正治疗”的实施者。推广这些所谓疗法的人员包括家庭和社区成员、政治当局和其他代理人。

国家官员,如法官或警察,即使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也可下令实施“矫正治疗”。“矫正治疗”也借助公共政策实现。他举一些国家为例,这些国家已采取计划,通过在大学设立方案等方式,约束包括同性行为在内的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尤其是推行“矫正治疗”。

该专家认为,儿童和青年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因为早期接触此类干预措施往往导致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自杀意念和自杀企图。

马德里加尔-博尔洛斯表示:“让儿童接受矫正治疗,这一决定绝不会真正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只有在儿童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父母才能为他们做出决定,这需要儿童了解这种做法的真实性质,清楚治疗无法真正实现‘矫正’,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治疗对身心造成长期伤害。”

2012年,泛美卫生组织指出,“矫正治疗”没有医学依据,对受害者的健康和人权构成严重威胁。2016年,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发现,“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先天的性取向可以改变。”2020年,独立法医专家小组宣布,提供“矫正治疗”是一种欺骗、虚假广告和欺诈。

2020年7月13日

另见

性取向和性别认同问题独立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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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29日,在亚松森举行的第15届性少数群体(LGBTI)游行中,一对活动人士打出“性少数群体的权利——记忆、骄傲和抗争”的标语。NORBERTO DUARTE/法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