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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东非区域办事处:“在2019冠状病毒病期间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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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冠状病毒病在东非暴发以来,位于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东非区域办事处一直为该区域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制定2019冠状病毒病防范和应对计划作出贡献,并将特别关注脆弱群体的人权视角纳入其中。

在确保处境不利的群体能够通过各类平台获取2019冠状病毒病相关信息方面,东非区域办事处已走在前列,并以整个非洲地区被拘留者和妇女为关注对象,一直与各国政府、非洲联盟、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联合国妇女署开展合作。

我们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东非区域办事处负责人纳万·韦德-奥巴霍尔(Nwanne Vwede-Obahor)进行了交谈,以了解她和她的同事在大流行病期间继续执行任务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2019冠状病毒病对你的工作有何影响?

这段时期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艰难,尽管程度有所不同,我们在年度工作计划中所设想的工作方向出现了重大改变。我们决定即使集中精力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也不能忘记其他工作。然而,我们不得不与同事们一起作出重大改变,将工作重点转向与我们直接负责的各国联合国国家办事处合作,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这些国家和组织包括:坦桑尼亚、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近期开始负责的厄立特里亚,以及区域办事处负责的非洲联盟。

在此次大流行病期间,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东非地区开展哪些工作来保护人民的权利?

我们一直努力提供技术咨询意见,参加各起草小组起草多份文件,如应对计划、人道主义呼吁、发展计划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影响的社会经济分析等文件。我们还与东非地区的其他办事处进行合作,协作编写该地区2019冠状病毒病报告。办事处在风险信息交流和社区参与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已将有关非污名化和不歧视的人权条款纳入健康信息,特别是在2019冠状病毒病疑似患者获得医疗和检测方面。

具体而言,在埃塞俄比亚,我们与政府接触,商谈使用政府与联合国共同编写的“信息参与和传播”材料,并要求政府批准加入非污名化和不歧视的条款。我们还将上述材料翻译成八种当地语文,并为视力残疾人提供了盲文版本。我们还在为这些材料开发手语版本。我们与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民间社会联合会开展合作以传播相关信息,包括为儿童制作2019冠状病毒病防控漫画。

东非区域办事处还一直在向非洲联盟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意见。我们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Africa CDC)举行了多次会议,并成为该中心的东非区域合作中心成员。我们的性别问题股为非盟妇女、性别与发展司(WGDD)提供支持,刚刚发出了号召非盟成员国采取行动的呼吁

我们正在监测所负责区域宣布紧急状态的情况,以确保紧急状态没有侵犯诸如行动自由、结社和言论自由、生命权、可达到的最高标准健康的权利以及受教育权等权利。极为良好的联系,为我们提供关于其应对大流行病的实时信息,包括监测紧急状态、宣传、风险信息交流和社区参与等方面。

我们还与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在内的人权维护者们一起组织网络研讨会,讨论2019冠状病毒病对其工作和自身健康的影响。

迄今为止,你们办事处在大流行病期间最大的挑战和经验教训是什么?

这场大流行病让我想起一句话:“人算不如天算”。我们仍将继续规划,但同时我们也需要保持灵活。我们已被迫立即作出调整,以满足我们服务对象的需求。

办事处在社会经济分析方面所做的工作使我认识到,还需要开展多少工作,特别是在非洲,才能让民间社会组织关注其他更多的权利。大多数组织只关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当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还须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我们一直在与这些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参与有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

我们也受到启发,认识到我们在进行社会经济分析时,通常不会尝试不同的思考方式。而联合国秘书长和人权高专办关于社会经济分析的政策简报特别有助于推动人权论点,尤其是在我们思考重建更好社会的时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各国提供支持,但当此次大流行病暴发时,局面瞬间崩盘。大流行病使我们此前就已指出的所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贫困、教育水平、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等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场大流行有助于肯定联合国存在的意义,即向各国政府展示如何更好地帮助那些可能被遗漏的人。

为什么在大流行病期间共同促进人权至关重要?

联合国对于脆弱人群有标准概念:脆弱群体包括妇女、儿童、境内流离失所者、移民、难民和老年人。然而,我们甚至没有非洲老年人的相关数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推动有关残疾人的问题,但我也没有看到对非洲残疾人数据的适当分析。显然,这场大流行病不仅仅影响脆弱群体,它影响着每一个人,即使在脆弱群体中,也还有我们从未收集到数据的群体:非洲的无家可归者。我们对城市贫民也没有明确的分类。在数据包容性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尽管我所列出的这些群体因其生活条件所致,特别容易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但各国政府仍在继续使用标准数据来制定应对大流行病的措施。我们需要扩大对脆弱性的定义,并提供更包容的数据。

这就引出了如何更好地重建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团结一心终结这场大流行病,那么就有可能面临多次暴发。我们需要与社区组织开展更多合作,以提高它们表达自身意见的能力。当人们知情并参与决策过程时,就不会存在污名化或歧视现象。我想不出有什么比这场大流行病更好的例子,来告诉大家为什么维护每个人的权利如此重要。如果人们说,“我们要患难与共”,那么所有人都应该真正做到患难与共。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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