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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正义

萨尔瓦多的过渡时期司法:迟到但并未缺席

2020年4月2日

40多年前,多利拉·马尔克斯(Dorila Márquez)在那场恐怖的袭击中幸存下来,那场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其中包括她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

她说:“我当年活下来纯粹就是奇迹。”士兵到来的时侯,马尔克斯和另外几个人就躲在她家里。堪称奇迹的是,那队士兵在她家门前兵分两路,向两个方向进发,而略过了她家。整整一天,马尔克斯不断听到尖叫声、枪声和爆炸声。直到第二天迈出家门的一刻,她才目睹暴力达到了何种程度——房屋和庄稼被烧毁,牲畜被杀死,还有许多被烧焦的尸体。

“一整天闻到的都是尸体烧焦的气味。”她停下来颤抖着吸了口气。“莫佐特(El Mozote)到处黑烟弥漫、子弹遍地。”

1981年12月的三天内,萨尔瓦多军队的一部士兵在该国东北部的莫佐特和其他城镇屠杀了近1000名平民。萨尔瓦多内战从1980年到1992年持续了12年的时间。

然而,幸存者及其家属已经为获得承认、正义和赔偿斗争了数十年之久。由于前政府数十年来对大屠杀的否认、新政府、以及种种令人迷惑的官僚主义做法,预期的赔偿陷入停滞。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中美洲区域办事处(中美洲区域办事处)迈入了这个官僚主义的迷阵,自2016年起一直在萨尔瓦多开展工作,克服过渡时期司法的曲折,提供技术援助和支持。办事处向萨尔瓦多总检察长办公室和民间社会提供技术和法律方面的支持,以调查武装冲突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并进行刑事起诉。

近期担任中美洲区域代表兼联合国区域办事处负责人的玛琳·阿莱霍斯(Marlene Alejos)称:“直到2016年最高法院推翻了1993年的大赦法,受害者及其家属才看到伸张正义的曙光,才开始企盼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

推翻大赦法

2016年,萨尔瓦多最高法院推翻了1993年批准的大赦法。该法律的存在使得参与大屠杀事件(例如莫佐特屠杀事件)的人及犯有其他严重侵犯人权和战争罪行者无法受到起诉。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胡里奥·塞萨尔·拉腊马(Julio César Larrama)指出,推翻这项法律不仅为起诉犯有战争罪的军人和非国家官员提供了机会,而且显示出有必要就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提供更好的培训。

他指出:“我们十分清楚,这些事件发生在多年以前,但如果你与战争中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受害者交谈,【对那些受害者而言】这些事就如同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们不想让受害者再次承受痛苦,因此我们请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对我们进行这方面的培训。”

阿莱霍斯表示,办事处的主要贡献之一是总检察长在2018年底通过了"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调查和刑事起诉政策",这份政策文件是在办事处的技术支持下,经与幸存者、民间社会和检察官协商后制定的。该政策包含一项行动计划和协助总检察长办公室处理过渡时期司法案件的工具包。

拉腊马为负责处理与武装冲突有关案件的检察官担任协调员。他指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协助他们与情况类似的其他国家(如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的同行交流重要信息。“这些国家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并且在已揭露的案件中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这项工作得到民间社会的欢迎。高专办每月与16个参与倡导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非政府组织举行一次会议。索尼娅·卢比奥(Sonia Rubio)是其中一家非政府组织——“正当法律程序基金会”的人权倡导者和律师。她表示,萨尔瓦多过渡时期司法的前景十分黯淡。虽然大赦法已被推翻,但立法机构正在通过一项新的措施,将准许对内战时期的危害人类罪实行一定程度的有罪不罚。

卢比奥指出:“我认为在萨尔瓦多不仅需要动员人权维护者,还需要动员国内和国际的其他力量;正因如此,我们认为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提供的支持能够……让世人了解萨尔瓦多过渡时期司法的状况,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带来希望。”

今年(2020年)2月,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否决了立法机构批准的法案。他表示自己不会支持任何不包含真相、正义和赔偿这三个基本要素的措施。

为获得正义活下去

年复一年,在获得承认、正义和赔偿问题上的反反复复令受害者愈发心灰意冷。许多幸存者都已是七八旬老人,不仅在同政府抗争,同时也在与时间赛跑。

维吉里奥·克鲁兹(Virgilio Cruz)现年79岁,来自莫佐特。虽然大屠杀时他不在村里,但却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维吉里奥·克鲁兹表示并不信任司法进程,也不指望能够活着看到为逝去的人获得某种程度的正义。

站在纪念38年前莫佐特(El Mozote)死难者的花岗岩纪念墙前,他说:“我很怀疑这并不是一个适当或透明的法律进程。我对此并不看好。”

米里亚姆·阿布雷戈(Miriam Abrego)为看到正义的到来而努力活着和抗争。士兵们闯进小村庄圣弗朗西斯科安古洛(San Francisco Angulo)的时候她正在家里煮汤,士兵们冲她大喊大叫并对她开了两枪。她挣扎着活了下来,但其他45人就没有这般幸运。此后的30多年里,她为和她一样的幸存者以及那些死难者或失踪者的家庭奔走疾呼,争取令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站在死难者遗骨安葬处的纪念碑前,她说道:“我们的处境相当悲惨,我们一直被迫不停地说起这一事件,而【政府还有其他人】则不停地叫我们闭嘴。但我是不会保持沉默的。我们这些受害者已身心俱疲。我们想要受害者的身份获得承认。我们想要得到倾听。一些人即将逝去,却仍等不到正义。请把这一切告诉全社会,告诉联合国,告诉整个世界。我们需要支持。请听听我们的呼声。”

2020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