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受经济制裁的冲击

专家们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日内瓦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探讨了经济和贸易制裁等单方面强制性措施对人权的影响。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发展和经济问题处处长克雷格·莫基贝（Craig Mokhiber）代表高级专员为研讨会作开场致辞。虽然认识到这是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他表示：“国际人权法禁止歧视，而国际人道主义法禁止集体惩罚。因此，我们应尽量限制过于宽泛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

莫基贝补充道：“毋庸置疑的是：所有人都应享有人权，无论其身处何处。任何国家都不应向其他国家强加违反其在条约或习惯国际法规定下人权或人道主义法义务的措施。”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创始人莎拉·扎伊迪（Sarah Zaidi）谈及单方面强制性措施时指出：“制裁与围困和封锁类似，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破坏普通民众健康和福祉所依靠的国民经济就是制裁国向被制裁国强加其意志、迫使其政府行为发生转变并达成其他政策目标的主要方式。”

她强调，根据安理会2013年11月的报告，制裁主要用于实现以下五大目标：冲突解决、防止扩散、反恐、民主化和保护平民。但她指出，数十年的制裁已证明，这些目标都难以达成。

扎伊迪强调：“如果在施加制裁之初未将人权原则纳入考虑，任何试图在事后减轻人道主义影响的做法都是微不足道的。”她补充道：“不能因为一国政府正与强国或多边机构发生冲突而牺牲该国平民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和福祉。”

盖洛普公司高级分析师穆罕默德·尤尼斯（Mohamed Younis）展示了在伊朗进行的生活满意度和制裁影响问卷调查结果。2011年至2013年间，认为联合国、美国和西欧对该国的制裁将极大影响伊朗人民生计的受访者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

2012年和2013年接受调查的一半伊朗人认为美国应对制裁负主要责任，而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本国政府应负主要责任。68%的男性和62%的女性认为伊朗仍将不顾制裁发展核力量。尤尼斯总结道：调查结果引发了制裁究竟有何作用的问题。

孟菲斯大学助理教授德尔孙·皮克森（Dursun Peksen）表示，经济制裁在60%-95%的情况下达不到目标：政府和统治者们找到了应对这些措施的方法，弱势群体却因其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需承担压力造成的经济动荡的冲击。

他表示：“通过将公共资源转向军事装备和人员的方式来提高他们的强制能力，或通过将稀缺资源和服务转给其在警察、军队和民事服务中支持者的方式来保持其忠诚度和支持。他们还可以通过非法走私和其他地下跨国经济通道对制裁活动加以破坏。”

皮克森还指出，制裁可能会破坏目标国与邻国或第三国的贸易。“由制裁造成的目标国动荡和不稳定情况加剧也会威胁到邻国的政治稳定，进而造成国家间战争和内战。”

透明国际公共部门廉政方案负责人苏珊娜·库恩（Susanne Kühn）指出，制裁能通过针对性地打击腐败来促进人权。

库恩解释道，由于享有外交豁免权、国外高级别的关系或海外银行账户，许多腐败者可通过出境来逃避起诉并在外国洗钱。

她表示：“广泛的经济制裁可对民众产生负面影响，但针对腐败个人的‘聪明制裁’可以防止他们从腐败和洗钱中获利。这将发出打击与腐败相关有罪不罚现象的强烈信号。”但她警告道，为了避免具有政治动机的滥用职权行为，针对性措施需保持最高的透明度。

小说家兼记者海法·扎加娜展示了安理会授权下对伊拉克进行的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对妇女和儿童的破坏性影响。

扎加娜表示，在两伊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和旨在“遏制”政权的持续轰炸中丧夫的寡妇们是国家福利削减的首批受害者。作为户主的她们不能购买食物或药品，不得不依靠慈善组织维生。

扎加娜表示：“当生存成为了当务之急，伊拉克人民已无力改变政权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变革的意愿，这与制裁战略设计者的初衷背道而驰。”

前联合国驻伊拉克人道主义协调员丹尼斯·哈利迪（Denis Haliday）指出，即使是无差别制裁失败后采取的“聪明”制裁措施也对平民具有严重影响。

哈利迪表示：“聪明”制裁可能意在针对领导层和决策者，但他们的不便则将给最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痛苦。”

他补充道：“鉴于我们目前共同面临的危险以及世界各地蔓延的国家和非国家暴力，积极措施似乎比惩罚性干预更有成效。”

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将于2014年9月召开的人权理事会第27届会议上向其提交一份有关讨论小组成员共同经验的报告。

2014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