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女士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

2016年3月10日

尊敬的主席，各位阁下，尊敬的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这是我首次在理事会发言，请允许我向各位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将如此重要的任务授权托付给我，我十分重视这项责任。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的父母来自阿尔及利亚和美国这两个不同的国度，作为他们的女儿我倍感骄傲，我们大家庭中的各个成员也都来自混合的文化背景。我的祖父拉赫达尔•贝农（Lakhdar Bennoune）是阿尔及利亚人，他曾是一位农民领袖，和许多人一样为了击败殖民主义而身亡。这样的家族历史解释了我为何成为一名人权律师，因为我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相信，为推进人类自由事业而付出的牺牲赋予了我们所有人继续斗争的责任。

我很荣幸能在今天呈递作为特别报告员的首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对我自2015年11月1月接受任务授权以来的情况介绍。报告第一部分重温了由我的前任特别报告员尊敬的法丽达•沙希德（Farida Shaheed）女士提出的文化权利框架，重申了关键的承诺并评估了新涌现的问题。第二部分介绍了我的首个专题焦点：构成人权侵犯的对文化遗产的蓄意破坏。现在我开始展示初步调查结果，并将于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中深入探讨报告中的这一主题。请允许我依次简述报告中的各个部分，首先是对文化权利的重新规划。

正如理事会不断重申的，“文化权利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依存的。” 近几年，部分由于前任特别报告员的努力，文化权利的合法性得到了提升。然而，为实现理事会的理想还需要付出许多努力。在我身为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中，我希望能不断表明文化权利对落实普遍人权的重要作用，以及文化权利是应对如今从贫困到极端主义等诸多挑战的关键部分。

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人们不受任何歧视地享受文化权利，近期排外的政治话语特别令我不安，有时它们还指向了整个宗教或其他团体。我还注意到需要进一步探索文化权利领域中个人和团体的关系，而有关“团体”的术语也需要进一步探究。我在报告中探讨了当我们提到“社区”一词却未对其加以定义时所表达的准确含义。我致力于更周到地考虑此类概念的使用和含义，并留心在人权领域中对差异和共同点的识别都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共同属于最重要的团体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将其称之为“人类大家庭”。

在报告中，我强调将坚决秉承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文化多样性的承诺，并认可和加强这两项承诺之间的有机关系。我在此重申，文化权利不等同于文化相对主义。它们并不为歧视或暴力行为正名。它们深深地植根于普遍人权框架之中。

报告从方法论角度表达了我与各国和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等所有人开展合作的保证。凭借理事会对我的任务授权，我计划咨询相关人权机构和机制，特别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以下是报告的第二部分：

主席先生，

与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一样，我对近来在冲突和非冲突情况下以文化遗产为目标的蓄意破坏事件感到十分震惊。鉴于此类事件，我决定将对文化遗产的蓄意破坏作为当务之急。将来，我还希望能够调查诸如以开发名义开展的其他形式的破坏。

文化遗产作为来自过去的信息和通往未来的道路，对当下影响颇深。从人权视角来看，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更是关于人的方面。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可能与特定的人类群体产生特殊的共鸣或联系，而全人类也和这些对象有所关联，这就代表着“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首位任务负责人确立了获取并享有文化遗产的权利如何构成国际人权法的一部分，为其找到了法律依据，尤其是在文化生活参与权方面。文化遗产也是其他人权的根本源头，特别是言论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权，以及依靠此类遗产的相关旅游业维持生计的很多人的经济权和发展权。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第21号一般性意见中重申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涉及尊重和保护文化遗产义务的第15条内容。包括由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其他大量国际文书同样要求保护文化遗产。

一项特别保护制度管理着冲突期间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标准包括1954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Property in the Event of Armed Conflict，即1954年的《海牙公约》）和它的两项议定书。然而，我十分担忧地注意到包括理事会成员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遵循这些标准，尤其第二项议定书仅有68个缔约国。此外，一些专家提到缔约国可能并未颁布充分的落实立法或履行义务。我注意到《海牙公约》的许多条款都提升到了习惯国际法的层面，对非公约缔约国的成员国和非国家行为者产生了法律约束。我赞成将“禁止蓄意破坏具有重大人类价值的文化遗产”提升到习惯国际法层面。

在2003年通过的教科文组织关于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中，国际社会重申了打击任意形式的蓄意破坏文化遗产的承诺，以将文化遗产传承给后代。我强调了该宣言的重要性并呼吁对其进行全面落实。

除了确定各国发挥的作用，还必须关注的是积极使用国际标准——以及发展其他策略——以对非国家行为者进行问责并防止它们参与到破坏行动中。

源自对文化遗产的严重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可提升至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层面，也同样可作为灭绝种族罪公约中对一个团体的摧毁意图的证据。我一直密切观察眼下关于马里境内文化遗产破坏这一前所未见的案件在国际刑事法院的进展。尽管我并不想对此案的结果预先作出判决，但我希望在将来看到其他类似的起诉。

主席先生，

对文化遗产的攻击深深影响着当地人民。近期在大众媒体公布的事件仅仅是极少数例子，更多相关报告正源源不断地从遭到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类似袭击的世界诸多地区涌来。

不幸的是，此类行为在全球所有地区都有着漫长的人类历史，无论是在战争、革命还是镇压浪潮之中。然而，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一股新的蓄意破坏浪潮已被记录并将展示在全世界面前，图像的广泛传播放大了影响。此类行为的犯罪者通常公开宣布并为这种行为正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行为揭示了一种用于打击人民和全人类的文化战争形式，我要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种现象。这是文化权方面的紧迫挑战，需要联合国人权体系予以迅速、全面的回应。

在回应对文化遗产的蓄意破坏时，采取人权办法至关重要：尽管有许多人权影响，但国际社会基本上并未将这个问题作为普遍的人权问题或特别的文化权利问题。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意在为这种办法的发展作出贡献，并一再强调将人民的文化遗产与人民本身和人民的权利分割开来是不可能的。

从人权视角看待文化遗产保护则必须强调文化第一响应者的人权——那些身处保护文化遗产斗争前线的考古学家、档案保管员、博物馆馆长、警卫及其他人。正如我们在过去一年十分悲痛地看到的，这些文化遗产和权利的卫士为开展工作常常将自己的安危乃至生命置之度外。各国必须尊重他们的权利并确保他们的安全和安保，还要以国际合作等方式为他们提供包括一切所需的材料和技术援助在内的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承担着尊重文化遗产专家权利的责任，任何被控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人都必须根据国际标准受到追究。

蓄意破坏行为常常伴随着其他对人类尊严和人权的严重侵犯。同样，这些也必须在促进人权与和平建设的整体战略背景下得以解决。我们必须同时关注遗产破坏和对文化遗产周边人民生命的伤害行为。与此背道而驰将是不道德的，且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诗人Saleh Baddiari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因极端分子暴力行为沦为难民，他在题为《历史的无声细语》一诗中表达了近期文化破坏行为令许多人感同身受的痛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废墟累废墟”。他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如不制止，破坏仍将继续：

新千年的人类决心把废墟碾成尘土……

帕米拉倒在自己的瓦砾堆上；

佩特拉将紧随其后，同行的还有尼尼微和尼普尔。

亚历山大与赫利奥波利斯，双眼被蒙，等待回归尘土¹。

尊敬的同事们，我相信我们的责任是通过所有人共同合作，确保诗人的担忧不会发生——不在任何地方发生。

如果今天我的报告只能为各位提供一点建议的话，那么它将是：文化遗产也是人权问题，对此我们必须采取人权方针。为此，我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建议，希望各国政府和民间社会予以细致考虑。制止蓄意破坏文化遗产需要全面的努力，协同所有地区，同时考虑预防和惩罚，以冲突和非冲突背景下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为目标。我们必须立即行动，也应高瞻远瞩。这些是巴黎教科文组织和海牙的重要问题，也是日内瓦人权理事会的重要问题。文化遗产并非仅存在于一个地方。

正如人权倡导者Gita Sahgal所说，文化遗产就是人类。文化遗产记录了人类的天赋，我们将这些留给之后的世世代代，标记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脚步，这是连数字世界都无法取代的。

主席先生，

现在请让我谈谈有关前任特别报告员法丽达•沙希德女士有关2014年11月24日至26日对博茨瓦纳的访问报告。沙希德女士委托我感谢博茨瓦纳政府对她发出的邀请和提供的合作，以及回应报告的细致意见和承诺。她传递了以下见解。

我们必须称赞博茨瓦纳在发展和减贫方面的成就。但是，人民并没有时刻做好准备跟随政府提出的发展模式，应寻找能使人民更好地调和经济发展和保护其独特世界观的替代方式。

尽管有政府的努力，将茨瓦纳人的利益和文化置于边缘化部落之上的遗留影响持续存在于博茨瓦纳的社会和政治动态发展中。需要开展第二阶段的国家建设，并平等承认不同团体以及其与自身环境的不同联系方式。凭借着坚实的咨询传统、民主辩论和言论自由，博茨瓦纳能够解决这些挑战。

更具体地说，当采取改革确保在政治和司法机构中人民的代表多样性时，政府应当继续努力确保在历史上未得到充分代表权的群体在 “酋长院”（House of Chiefs）中得到有效代表。此外，令少数团体可以用母语和国家官方语言接受教学的政策和立法举措仍处于漫长的等待中。最后，尽管博茨瓦纳政府努力保护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确保当地群体通过参与旅游业活动进行经济转型，但在制定这些政策时应该更多地将文化权利纳入考虑。

法丽达•沙希德女士在奥卡万戈三角洲（Okavango Delta）刚刚被列为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第一千项后访问博茨瓦纳。博茨瓦纳政府在申遗过程中广泛征询意见，并认可了文化遗产以及三角洲中桑人（San people）的出入使用权。政府经鼓励继续落实教科文组织就此方面的建议，尤其是在管理、计划和落实决定过程中尊重和融入当地居住者的意见，并确保他们能够从旅游业中获益。特别报告员还建议政府与中卡拉哈里禁猎保护区（Central Kalahari Game Reserve）的桑人接洽，以达成全面尊重桑人文化权利的协定。

最后，我想说说在担任特别报告员的头几个月中我所学到的，即紧密合作是这份工作的本质。我十分期待与所有人一起落实摆在面前的任务。让我们携手共同维护文化权利。感谢各位的聆听。

注释： 

1. Salah El Khalfa Beddiari, forthcoming in Les murmures étouffés de l’Histoire (Éditions Beroaf, 2016) (translated by the Special Rapporteur with permission of the po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