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们的全球性实验是否奏效？ 伦敦，市政厅，10月9日

市长大人，
女士们，先生们，

近几个月来，一些纪念日的钟声陆续敲响，标志着历史中某些最为残酷的篇章。去年是尸横遍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100周年，我们曾一度认为从那以后世界不会再有战争。接着便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奥斯维辛是最大的纳粹集中营，为消灭犹太人、罗姆人和同性恋者等群体而设立。8月是广岛原子弹爆炸70周年，这是全球首次这样使用原子弹，它甚至让构成人体的原子湮灭，将丝质和服的图案烙印上主人的血肉之躯。

如今，从亲历者这层意义上来说，那些回忆正在逐渐失去。1945年那些15岁的男男女女现在已至85岁高龄。但即使他们的生命最终消逝，他们的经历——人类从那一代人身上学到的一切——绝不允许被淡忘。

这些纪念日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为祖辈的惨痛遭遇和破碎生活感到遗憾，也不仅仅是惊叹于那么多人表现出的勇气和坚韧。它们更教会我们真正可以称之为治国的艰苦工作，它根植于具有远见卓识的原则；还教会我们，若非深植于正义，一切寻找解决方法的尝试必将是浅薄无用的。

刚刚过去的夏天还有另一个纪念日，它与那些和战时破坏相关的惨痛回忆几乎截然相反：《大宪章》（Magna Carta）签署800周年，其限制了君主的绝对权力，建立了公平和正义法治的典范。

也许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些纪念日全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通过全新的尝试来建立一种更和平、更公正的世界秩序的70周年纪念。

联合国的成立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它承认了人权和法治是，而且必须是，每个国家的优先事项。《世界人权宣言》概述了建立真正有复原力和稳定性的社会的基础——这可能是20世纪最能引起共鸣、考虑最周全的国际协议。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无论是基于性别、种族、信仰、性取向或其他因素。

言论自由和隐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或信仰自由。免受酷刑。免受非法或任意逮捕或拘禁。生命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教育权、健康权、食物权、住房权、衣着权和社会保障权——这是每个人在脆弱时理应得到的关怀。以及公平审判权。

正是这些价值观构建了稳定、发展与和平。联合国诞生之际，全球领袖齐聚一堂，他们都知道，倘若没有把实现人权的有力承诺作为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世界将会马上再次陷入混乱与战争中。

但他们都是不情愿的国际主义者，在现实和理想的双重压力下才构想出一条共同管理事务的途径。他们仍羡慕主权，怀疑彼此的权力，囿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和频繁出现的精英专制个人理想。

因此，一方面，他们绘制了国际法治的蓝图，创造了全球治理网络以共同解决那些他们深知仅凭自身能力所不能及的事务。

但另一方面，正是那些国家背弃了对集体行动这一明朗见地的衷心承诺。联合国的成立特别、复杂，也并不完美，在有戒心的利益攸关方的荆棘密丛中摸索着寻找重要的解决途径。

联合国可曾经历过失败？很多次。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卢旺达，还有我们今天发言之时出现在叙利亚的重大失败。这份冗长却并不光彩的清单记录了那些未能免受人权侵犯的地方，动荡变成了骚乱、流血事件，甚至灭绝种族。事实上，联合国首次尝试解决的人权危机——巴勒斯坦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过去的70年中，数以百万计的人民遭受着不必要的苦难，痛苦地、过早地死去，这本可以、也理应得到避免。这使我们的世界蒙羞，不仅仅是联合国——因为联合国毕竟不是世界政府，只是世界各国政府的会议场所。

即便如此，在我看来，成立联合国毫无疑问比另一个选择要好得多——简而言之，就是无所作为。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曾深入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他说，《宪章》的“首要任务和职责就是为了保护平民的家园免受另一场战争带来的恐怖和悲惨”。丘吉尔说，如果联合国瓦解，那么很可能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世界将重回黑暗时代；重回科学尚在萌芽的石器时代；现在赐予我们无限物质幸福的事物，甚至会引发全人类的毁灭。”

以这个合乎逻辑的标准来看，联合国是成功的。它避免了全球战争和核战争带来的幽灵。

联合国的成果远不止于此。在过去的70年中，联合国的协调、裁决或干预解决并防止了许多冲突的发生。国家独立得到了协助和促进。尽管尚不完善，但联合国在对几个世纪以来的边缘化群体争取权利方面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其中包括妇女、非洲人后裔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LGBTI）。

联合国在健康、财富、教育和个人抉择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极大地提升了无数人的生活品质，尤其是那些最弱势的群体。对南半球发展投资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是以前难以想象的，同时对实践工作更加重视，确保妇女拥有平等、健康和机会，并为所有人提供更好的居住地和环境。我们全新的可持续发展议程重申并加强了普遍承诺，即通力合作消除贫穷，不落下任何一个人。

人权状况在过去的7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各国普遍、自由地接受了这样的原则，即尽管各国有权以自己的方式管理国家，但绝不能以基本人权作为代价。各国继续制定并自愿接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这些规则建立了对个人和团体的必要保护，各国政府也了解，它们对和平与集体共存是弥足珍贵的。各国通过了详述普遍规范的条约，其中包括独立的定期审议或监督每个签署国的落实体系。其中的一些甚至是为普通人个人投诉权专门设置的，如今公民首次在本国以外拥有了寻求补救的正规渠道。国际刑法逐步发展，已召开了诸多庭审以确保对犯下大规模暴行和国际罪行犯罪者的问责。

对国际法主体的每一次增补都使得全球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常得到我的办事处支持的国际调查委员会以及多种其他形式的专家审议如今几乎已成惯例，而这在7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例如，如今的人权理事会通过普遍定期审议每四年一次对193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记录逐一进行仔细审查。思想模式的重大改变塑造了强化的意识以及对违规政府某种程度上的持续压力，包括令其知晓，它们将因人权侵犯而受到问责。

联合国成立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依赖于灵活的外交手法和一些国家坚守的原则和承诺。英国就是其中之一。我刚才提及了丘吉尔爵士，最初他曾为确保美国和前苏联继续留在联合国而英勇斗争。现在让我谈谈大卫•麦克斯韦-法伊夫（David Maxwell-Fyfe），他是纽伦堡审判的检察官之一，在对戈林（Göering）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进行交叉问询后，继续引导《欧洲人权公约》的起草。

直至今日，重读纽伦堡审判的文本记录依然让我们震撼不已。

当基本自由没有呼吸的空间，陷入难以言喻的残暴显得如此容易！《欧洲人权公约》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防止曾经的罪行重现，并且融入了以往英国普通法中包含的自由——这种印记至今清晰可见。

《公约》的效力在于以欧洲法院和人权委员会的形式建立了监督《公约》落实情况的机制，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欧洲法院转而成为了常设法院，这是现代在国际范围内最尊重的仲裁法院之一；欧洲法院也成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地区人权法院的典范，其司法权如今从冰岛延伸至土耳其。

欧洲法院激发了英国在实际做法和警务方面的改进，其中包括加强对儿童的保护使其免受虐待；提高包括心理残疾在内的残疾人权利；改善对老年人的关怀；实现广泛的性取向权利，包括军队中的男女同性恋的权利，以及废除学校中的体罚现象。

最近，英国政府声称将计划“废弃”人权法案。这一提议可能对在英国司法管辖内人权侵犯受害者寻求补救的途径造成极大影响。如果英国——人权理事会的核心成员国之一、联合国创始成员国之一、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正在考虑实施一项举措，可能削弱一个坚持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区域性机构，这也许会令人深感悔恨；也许会对受害者和人权保护造成损失；更与英国值得称赞的全球和地区参与史相悖。

此外，许多威胁民间社会的其他国家可能会乐于紧随其后。当然，英国政府不希望以这样的馈赠激发他人。

自《联合国宪章》签署以来，地球人口已增至三倍有余，当时的起草者若能见到如今世界诸多地区的动荡不安，一定会大为震惊。面对大规模的紧急情况，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仍得不到资金支持，这必定会导致灾难波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生命。

一些国家似乎正经历着类似核裂变的过程，从内部塌陷并分裂成戒备且暴力的团体——如此情形呈现出联合国面对的极端困难，因为它常常帮助的受害者都是由于外来侵犯而非内部塌陷所造成的。我们面对的是失败的政府、险恶的内战、也是——正如秘书长近期对安理会所说的，“沉默的危机——将贫穷、饥饿、不平等、歧视和其他威胁强加入人们的生活和尊严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滋养更加暴力的极端主义和更多冲突的温床。

在叙利亚，承担国际和平与安全重任的安理会已经瘫痪。大多数中东和北非地区陷入了影响深远的致命冲突之中。乌克兰危机给整个欧洲大陆覆上了浓重的阴影。新的暴力极端组织试图消灭所有形式的异己言论或行为，以对其掌控之下的人民实施恐怖统治，几乎将那噩梦般的残暴行为用作招兵买马的手段。全世界的许多国家未能塑造令普通人能够带着尊严生活的政治制度、司法体系和经济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根深蒂固的错误印象下削减人权，认为大规模的监视行为和镇压异己能从某种程度上击败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

今天，移徙输入国和输出国双方同样恶劣的管理将移徙问题变成了充满暴力的大规模悲剧。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穿越边界不应被视作犯罪行为，尤其是在人们为自己的存活奔命之时。配备重型武装的边警，带着警犬和催泪瓦斯巡视锋利的边境围栏，这只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因为绝望的人民只会被迫寻找其他更加危险的路线。所有的移徙者都是活生生的人，无论他们是如何到达边境，无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都拥有与你我一样享有人权。

在全球很多地区为实现女性平等而遭到的持续抵抗也令我震惊，这是对《联合国宪章》所有基本原则的公开侮辱。70年后，我们仍在谴责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削减女童和妇女的自由、选择和机会的措施，甚至法律。为处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妇女和女童移除障碍，应当是我们所有人的优先事项；对此，英国又一次为联合国的努力提供了宝贵的援助。

如果我们退回类似联合国的国际机构尚未存在的时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联合国为我们带来的一切。

举例而言，一战爆发之前的外交关系常常建立在秘密条约的基础上；那时的国家陷于军备竞争带来的恐慌，最终沦落至战场上的屠杀。或是在二战爆发之前，由于相关国家拒绝加入或未受邀请，国际联盟缺少了几个重要的成员，终究是一个无能的团体。

联合国成员资格是普遍的；极少有国家暂不参与联合国事务，即使只是短短的几个月。联合国的议程是全面的：不仅仅涉及防止战争，也包括疾病、贫穷、漠视和不平等问题；这些项目都是互相关联的，以联系着发展与和平的人权保护为核心目标。

今天，面对动乱，我们必须强化我们的国际价值观和原则，而非侵蚀它们。我们这个小而紧密且互相关联的世界仍在受益于二战幸存者们的宝贵教训；如果我们忽视或拆除他们为抵御此类灾难建立的堤坝，就是将自己和子孙置于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