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卡塔丽娜•德班达斯•阿吉拉尔（Catalina Devandas Aguilar）在结束其2015年9月10日至17日对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正式访问之际发表的声明

2015年9月17日

应政府邀请，我于2015年9月10日至17日对摩尔多瓦共和国开展了正式访问。这是我在人权理事会于去年设立的新任务授权之下开展的首次国家访问。以下声明仅代表我在与政府、残疾人组织、广泛的民间社会和许多其他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各种对话和磋商后的初步调查结果。

我首先要认可摩尔多瓦共和国对推动实现残疾人权利的承诺。总的来说，虽然资源有限，但我认为摩尔多瓦为了这一群体做了许多有趣的尝试。

然而，据我观察，仍有一大问题渗透于整个社会并影响了对残疾人的看法，即残疾的医学模式十分流行。这种方法聚焦于定义个人的缺陷，将那些“健康”或“正常”的人从“不健康”的人中分离出来，这就导致了排斥和隔离、物化的态度以及强制干预。

这一过时的模式体现在残疾人相关行政数据的搜集方式等方面。医生有权力仅根据医学原因就决定谁残疾以及个人残疾的“程度”。这种做法根据任意原因对人进行分类，将影响他们整整一生，因为这将用来确定学习和工作能力（或能力不足）、机构中的位置以及可以获得援助和服务的残疾证的发放。这种方法非但不能让残疾人行使工作权等权利，事实上还证实了许多人无法工作，这是与国际人权框架完全不一致的方法。我强烈促请摩尔多瓦共和国废除这种普遍的贬斥，它严重地损害了残疾人的权利和尊严，我也敦促落实根植于《残疾人权利公约》、以社会和权利为基础的残疾问题模型。

访问期间，我还观察到我所走访的城市和设施内物理环境的无障碍性不足，残疾人在公共决策进程或更广的民间社会行动中的参与度低。我还进一步观察到，在残疾人中，聋人或有智力或心理-社会残疾的人、残疾妇女和女童以及残疾罗姆人似乎是最有可能被落下的。我还要回顾一下，基于对残疾的权利导向概念，残疾人被视为异质群体，他们人人都应获准充分有效地融入社区。

该国正在落实一些有趣的倡议，以使系统更符合对残疾采取的基于人权的方针。关于残疾人社会融入的第60号法律于2012年通过，仅在摩尔多瓦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两年后。我认可2014年设立的精神病医院机构监察员。然而，有必要迅速推进成立一个遵循《公约》第33条的国家级落实和监督结构，以期加强各级治理之间的协调、适足问责和对已开展活动的独立监督。

下面谈谈特定的专题问题，我对近期议会通过的第36号法表示欢迎，它将删除规定受监护人选举权的歧视性条款，承认受监护人有质疑关于其受监护身份的法院裁决的法律地位。我对这一重要的法律尚未颁布表示关切。我促请迅速按照2015年5月议会通过的内容予以颁布，因为它载有确保残疾人有意义地参与生活方方面面的条款。

我还要对政府逐步致力于确保残疾儿童的全纳教育予以表扬。通过我与大量利益攸关方的对话，我意识到让系统可持续的正确元素已经到位，即聚焦优质教育；开发基于对学习需求进行多学科评估的个人学习计划和解决办法；投资于促进全纳的支持人员；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相互协调与问责的清晰资金结构。目前重点应是确保所有残疾儿童优质全纳教育的获得，包括那些可能在获取上面临特定障碍的人，比如聋儿、智力和心理社会残疾的儿童、残疾女童以及残疾罗姆人。加强早期干预、学前教育以及纳入0至3岁儿童方面的努力对于确保这些儿童一出生就能走上正轨至关重要。

我对通过关于修订民法的草案法来审议过时的监护体系并引入行使法定权利支持体系方面的努力表示欢迎。我认可使国家法律框架和《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相一致的协调工作，并对司法部请求我对草案法提出意见表示称赞。我非常高兴，也期待参与这令人激动的重要进程，承认所有残疾人完全的法定权利。

在最终确定民法修正案期间，摩尔多瓦共和国有多种取得进步的方式，旨在摆脱监护体系所产生的有辱人格的限制。在与政府的讨论后，我强烈促请通过可以立即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措施，比如中止法律上无行为能力进程；取消接收残疾证或领取养老金等特定行政程序要求无行为能力的做法；设立加速恢复被剥夺法定权利者权利的方式。

虽然我承认政府在落实残疾人综合社会保护体系方面的努力，但目前正在落实中的过时排斥性社会保护方法代表了残疾人融入并参与摩尔多瓦社会的重大挑战。该体系并没有促进残疾人的参与和独立，它强调了残疾是一个医疗问题且残疾人无法学习、工作或独立生活的观点，这加强了成见、隔离和机构化。在这一方面，除了与个人助理和受保护的住房安排相关的有趣倡议，还有必要改革当前的社会保护体系，朝着促进残疾人积极公民生活和社区参与的社会保护体系迈进。此外，我促请政府保证，不论去中心化进程相关的行政考量如何，都应遵循《残疾人权利公约》提供福利和服务。据称通过去中心化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应该因为缺乏资金和地方问责机制而减少社会服务；去中心化改革需要从基于权利的方针角度进行审议。

此外，访问期间许多与我对话者对当前的金融状况可能对摩尔多瓦社会保护体系产生的影响表示了关切。确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团计划于未来几周到达基希讷乌，讨论危机解决办法。在这一背景下，我要强调一下社会保护在减轻和克服危机潜在负面影响方面的潜力，特别是在残疾人问题上。至关重要的是，政府应确保残疾人在经济紧缩时期仍能享有基本保护权。我要提醒政府，虽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是渐进式的权利，但在实现这些权利方面的任何倒退都构成侵犯。人权不是在危机时期可以遗弃的可议价商品。

访问期间，我特别关注了残疾人在机构内的隔离，包括在心理-神经问题寄宿机构（被称为internats）、精神病医院和精神病收容所，这些机构内的残疾人远离社会。这些机构内的人因为实际的或以为的缺陷长时间地被剥夺了自由——有时被关整整一辈子。残疾人在这些机构内经常受到虐待、忽视、禁闭、强迫药物治疗和隔离，以及包括本质上由性别引起的许多形式的虐待和暴力。

我对国内立法允许基于心理或智力缺陷进行强迫拘留和非自愿性精神治疗尤为关切。在基希讷乌精神病医院，我见到了非自愿入院且长期被迫或未表示自由知情同意即接受药物治疗的个人。此外，我还获得了关于使用化学和物理约束以及将单独监禁作为一种控制或医疗治疗的信息。我对生存状况的严峻和不人道以及据称侵害入院人员的各种人权侵犯行为感到震惊。

我促请各国立即采取行动，修订允许基于心理健康原因实行拘留或在精神保健设施内实行拘留、以及在未获得相关方自由和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任何有关精神健康的强制干预或待遇的法律条款。虽然当局致力于关停这类机构，但它们仍在运作，我怎样强调通过不断加强独立监督来预防虐待进一步发生的必要性都不为过。政府应确保独立监督的资金充足，监督和调查机构可以进入所有设施并获得所有材料。

居住在所谓的“心理-神经寄宿机构（internats）”的住户状况也令人堪忧。在儿童的去机构化方面已经采取了积极的措施，2007年以来机构内的儿童数量大幅下降，现在仍在机构内的儿童大都为残疾儿童。我在走访奥尔海伊残疾男童和男青年机构期间见到的令人愤慨的状况促使我吁请政府立即关闭该机构。儿童被置于不人道的环境下，长时间地被绑在椅子上、被忽视并遭受着不人道的待遇。他们几乎不与人接触，也不参加社区活动，他们无法接受教育，日常生活也极其受限。我也不能不提我对于该机构内犯下的生理、心理和性虐待指控仍未得到调查且肇事者至今仍未被绳之以法有多么地震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工作人员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一点。虽然由于时间有限我未能亲自走访辛塞蒂机构，但我已经注意到该机构内女童和年轻女子的类似人权问题。

关于伯尔兹的残疾成人机构，我从一些来源获得了关于机构化系统如何导致无法言说的侮辱和暴力的证词，包括护理者、卫生工作人员、其他工作人员和其他住户所施行的性暴力和严重的人权侵犯形式。虽然伯尔兹机构的本质已经超出了精神保健立法的范畴，甚至也没有得到相应国家卫生当局的认证，该机构的残疾人遭受着未经其同意的精神治疗。此外，针对残疾妇女的有害做法，包括性暴力、强迫节育、强迫堕胎和剥夺生殖权利的行为仍未被追责。首先，所有暴力侵犯妇女的指控应得到调查并作为最紧急事项得到适当起诉。

我对赤贫问题特别报告员在2013年国别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关闭布里切尼市帕夫洛瓦村伯尔兹精神病院临终关怀单元表示欢迎。我计划在本次访问期间访问该设施，但在9月11日被卫生部告知称，在我到达摩尔多瓦前一天该设施已被关闭。这是正确的一步，我希望这是一项永久的措施。我还想要了解这些人和医院工作人员被转移到何处的信息。然而，鉴于我所走访的所有机构的严重状况和指控，我促请政府立即开始关闭这些机构的综合进程，并以基于社区的充足支持代替所有的寄宿机构，以尊重目前在这些机构内生活的人的权利和尊严。摩尔多瓦必须修订和找到进一步加速对儿童的去机构化进程，与此同时通过淘汰残疾儿童和成年人机构明确的短期行动计划，并替之以基于社区的服务。

我还走访了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与实际当局进行了会谈。我还要认可在落实联合国高级专家托马斯•阿马博格（Thomas Hammarberg）提出的建议方面作出的努力，这与我的任务授权有关。我还访问了残疾儿童寄宿机构以及为儿童和年轻人新设立的康复中心，并获得了Vyhvantintsi精神病医院状况的一手资料。在这一背景下，我想要再次重申果断采取行动改善所有残疾人社区生活的必要性。此外，残疾儿童应获准进入一般学校体系，以此为目的的行动应覆盖所有儿童，不论其是否有残障。我希望进一步参与这些事项。

总的来说，我想要强调访问期间召开的所有会议中表达的主要讯息：使残疾人参与或融入，构建更强大的社会，维护民主、机会平等和人权的原则。本着这种精神，我要再次感谢摩尔多瓦政府出色地协助了我的任务。基于我的访问的完整报告和建议将于2016年3月呈交至政府和人权理事会第31届会议。与此同时，我期待与政府继续开展建设性对话，并明确实际参与的领域。我还要感谢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以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在各个方面为我的访问所提供的帮助。我十分感激残疾人、他们的家长以及代表组织向我分享的所有故事，他们花时间与我会面并表达了他们的挑战和对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