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向人权理事会所做的录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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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30日

主席先生，各位阁下，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高兴呈报人权高专办关于促进斯里兰卡境内和解、问责和人权的报告，包括人权理事会第25/1号决议授权的全面调查的结果。如各位所知，在2015年1月斯里兰卡新一届当选政府表示了合作信号后，人权理事会决定将报告的审议推迟到此次第三十届会议。

这份报告提交的背景与授权报告时的背景大不相同。新总统和政府的选举在一个以善治、人权和法治为核心的平台上开展，这代表了一个历史性机遇，用以解决曾严重破坏了斯里兰卡的恶劣人权侵犯行为，包括通过问责和体制改革，并为长期和解与和平奠定基础。

我们也看到新一届政府与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各人权机制恢复了互动。前任政府断然驳斥人权理事会任命的调查，并拒绝提供准入与合作。更令人担忧的是，它开展无情的恐吓和骚扰运动，针对受害者、证人以及可能向人权高专办提供信息的民间社会代表。新政府并没有改变与调查合作的立场，也没有允许调查小组进入国内。不过，它更加建设性地与我和我的办事处互动，商讨问责与和解进程的可能办法。

它还邀请了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于2015年3月/4月开展一次技术访问，并将在2015年11月接待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我希望这将标志着与特别程序更紧密互动的开端，特别程序任务能够提供宝贵的建议和技术援助。

主席先生，

2015年1月8日的总统选举标志着斯里兰卡政治环境的分水岭。新一届政府的宣言包括为期100天的重要宪法改革方案和其他重要举措。2013年1月受到争议性弹劾的司法部长暂时复职，议会选举随后于2015年8月17日举行。自2015年1月以来，言论空间自由明显放开，至少在科伦坡如此。

不过在北部和东部的地区级别，依然有监控和干预行为上报，包括军方和情报机构的骚扰和恐吓。这表明了造成以往压迫环境的结构和体制文化的普遍性，强调了进行更多安全部门根本改革的重要性。

内战已结束六年，许多流离失所的群体尚未获得可持续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在生计方面。一大持续的问题是军方占领私有土地，不过政府近几个月已经开展了一些土地核证无雷行动。妇女持家的家庭在北部省份有近6万户，它们尤其脆弱，包括容易受到性骚扰、剥削和暴力。

政府尚未明确根据预防恐怖主义法和紧急法规而仍被扣押的被拘者数量及身份。仍有报告表明存在秘密且不被承认的拘留场所。这需要紧急的调查。根据地方民间社会的消息来源，今年1月至8月，有19人根据预防恐怖主义法被捕。12人仍在拘押中，自2015年1月起，我们从可靠的来源处收到了14起酷刑案件报告。我欢迎政府承诺审议并废除预防恐怖主义法，该法案长久以来为任意拘留、不公正审判和酷刑提供了法律前提。

过去六个月，紧张的宗教关系和暴力有所缓和，但穆斯林和基督教社区受到针对的事件仍有上报。2014年6月，佛教团体武道巴拉塞纳（Bodu Bala Sena）攻击了阿鲁盖玛的穆斯林社区，此后没有出现相关的起诉。这凸显了政府仍有必要推动社群间包容并将仇恨言论和煽动暴力治罪。

自2015年1月以来，西里塞纳总统和其他政府要员已在公开声明中强调和解。2月4日独立日那天，政府用三种语言发表了一份特别的“和平宣言”，对30年武装冲突的所有受害者表示同情和遗憾，并承诺推进“所有公民的民族和解、正义和平等”。政府还成立了新的民族团结与和解办公室，由前总统库马拉通加领导，旨在推动关键问题的进程，例如释放被拘者、归还军方占领的平民土地。

在我们此前呈交至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我们描述了国内机制完全未能开展可靠调查、澄清过去事件的真相、确保问责并为受害者提供补救。

由前政府任命的调查失踪人员投诉问题总统委员会继续开展工作，不过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存在广泛关切。我们相信，该委员会应该解散，待审案件应移交可靠且独立的机构，该机构应与失踪者家人协商后成立。

1月以来，人权高专办此前强调的一些标志性案件出现了少许积极进展。

6月25日，一名前陆军上士被判定为在2000年于贾夫纳区的米鲁苏维尔（Mirusuvil）谋杀了八名泰米尔平民。这是罕见的受到成功起诉的冲突相关暴力案例，尽管已经拖延了12年。

2015年3月，三名海军成员和一名前警官因为牵涉到2006年11月议员纳德拉加·拉维拉吉（Nadarajah Raviraj）被杀害的事件而被捕。

2015年8月，警方还宣布，已经逮捕了多名与记者兼漫画作家普拉吉特·艾克纳里哥达（Prageeth Eknaligoda）失踪有关的军方人员。

不过还有许多其他刑事案件在法院面前不了了之，包括2006年1月五名学生在亭可马里海滩被杀害的事件，以及2006年8月穆图尔（Muttur）打击贫困行动组织（Action Contre la Faim）17名人道主义人员被害的事件。

主席先生，

这份报告介绍的全面调查由人权高专办内部人员组成的一支特别小组开展。我对这三名尊敬的专家表示感谢——马尔蒂·阿赫蒂萨里（Martti Ahtisaari）、西尔维娅·卡特赖特（Silvia Cartwright）和阿斯玛·贾汉吉尔（Asma Jahangir），他们在此进程中发挥了支持和顾问的作用。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也为本次调查提供了信息。

调查的目的是查明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模式，不只是在武装冲突的最后阶段，而是任务所包含的整整九年。调查涵盖的时间范围、侵犯的程度、可用信息的数量以及调查受到的限制，包括无法进入斯里兰卡以及证人保护方面的关切，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调查发现，有合理理由相信，所有各方在审议周期内均犯下过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确实，如果在法院面前得到证实，许多指控都可构成战争罪和/或危害人类罪。

这些调查结果在附录的250页调查报告中已有详细说明，我今天只着重谈几个要点：

我们发现了合理的理由，可以相信，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及其相关的准军事团体均牵涉到广泛的非法杀害平民与其他受保护人群的事件中。泰米尔政治家、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记者尤其受到了针对。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也非法杀害了被认为违背其意愿而抱有同情的平民，或被怀疑是告密者的平民，还有泰米尔裔政治对手、公共官员和学者。平民也在猛虎组织不加区分的自杀式爆炸和克莱莫地雷袭击中遇难或受伤。

我们还调查了2009年5月18日前后多名被认定为猛虎组织干部的人员和一些身份不明的个人被法外处决的指控，并在几起案件中证实，他们似乎是在向斯里兰卡军队投降后被杀害的。

我们记录了政府安全部队长期的任意逮捕和拘留模式，以及与安全部队有关的准军事组织的长期绑架模式——通常用“白色面包车”作案——据称这经常导致强迫失踪和法外杀人。

我们还记录了斯里兰卡安全部队普遍的酷刑，特别是在武装冲突结束后不久，当时有大批前猛虎组织成员和平民被拘留。

一个尤其惊人的调查结果是，安全部队成员对男性和女性被拘者普遍实施了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我们收集的信息反映，猛虎组织绑架和强迫招募成人的模式在冲突尾声愈加普遍。被强行招募者必须参与军事和支持工作，通常无法和家人联系。试图抵抗的受害者和家人会受到人身虐待、骚扰和威胁。

我们还记录了多年来广泛雇佣并利用儿童（包括15岁以下）的情况，这在冲突最后几个月愈加严重。我们收集了关于卡鲁纳派在2004年脱离猛虎组织后招募儿童的信息，而安全部队对此似乎知情。

主席先生，

我们密切审查了战争最后几个月内敌对行动对平民和民用目标的影响。基于可用的信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政府和猛虎组织都未能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旨在保护平民的、关于敌对行为的关键原则。

尤其是，报告记录了政府军反复的炮击行为，影响到人口密集的“停火区”内的医院和人道主义设施，而停火区正是政府自己宣布的。猛虎组织干部身处主要由平民聚集的地点直接参与敌对活动和作战，从这些地点附近发动袭击，而且猛虎组织实施了强迫平民留在交火地区的政策，这也可能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们的调查还发现，政府对人道主义准入设置了大量限制，可能蓄意阻拦了充足的食物援助和医疗补给品的运输，而这关乎平民存亡。这可能相当于将平民挨饿用作战争手段。

我们还审查了战争尾声筛查程序的操作方式，这一程序旨在将前猛虎组织战斗人员与平民区分开来。近3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在营地内被剥夺了自由，且拘留时间远远超过国际法所允许的。还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境内流离失所者因为其泰米尔族裔而被当作嫌犯对待和拘留，这可能构成了歧视和“迫害”这种危害人类罪。

主席先生，

指控的数量、严重性和反复发生率、手法的相似性及其持续表明的行为模式，都指向了系统性犯罪。这类行为不能被视为普通犯罪对待：一经法院证实，它们就可能构成国际犯罪，这是国际社会的利益所在。

我欢迎政府在本理事会前所做的承诺，称其将调查这些侵犯并确保问责，克服某些政党和军队与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反对。然而不幸的现实是，斯里兰卡的刑事司法系统目前并不足以按照理事会第25/1号决议的要求，对如此宽泛而大规模的指控开展独立、可靠的调查，也无法追究这类侵犯行为的责任人。

首先，斯里兰卡缺少可靠的受害者与证人保护体系，尤其是在报复风险极高的背景下。一项审议已久的法律最近获得通过，不过尚未实施。我注意到，政府承诺进一步审议并加强法律，从而解决可能威胁新体系独立性与有效性的各种缺陷。

第二，国内法律框架不足以应对如此大规模的国际犯罪。斯里兰卡起诉冲突相关案件时，它依照的是常规刑事法中的罪名，例如谋杀罪。这种办法无法承认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其国际性质，也无法正当地认可受害者所受的伤害。为了充分反映犯罪的严重性并对其受害者加以补救，它们必须以国际罪行的名义受到起诉。

第三，国家的安全部门和司法系统已经因为数十年的有罪不罚而扭曲败坏。司法部长办公室和人权委员会等关键机构的独立性和廉正性依然受到一定的损害。安全部队、警察和情报部门几乎都有罪不罚，自从武装冲突以来也没有经历过重大改革。应该设计完善的筛查程序，将涉嫌卷入人权侵犯的安全部队成员和公职官员撤职。

正因如此，我建议成立一个临时的特别混合法庭，包括国际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调查人员，特别负责审判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拥有自己独立的调查和起诉部门、辩护方办公室和证人与受害者保护方案。在一个高度两极化的环境中，这种机制对于让所有斯里兰卡人（包括受害者）获得信心、让该程序具备公正性至关重要。

司法责任应该伴随着更为广泛的过渡时期司法措施，包括寻求真相和赔偿，确保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得以实现。这必须通过真实、知情且参与性磋商的程序加以设计，特别要和受害者及其家人合作，人权高专办已准备好就此提供帮助。

主席先生，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斯里兰卡终于能够打破有罪不罚循环，而它已经在过去那么长时间内带来破坏。这不仅需要对少数象征性案例进行起诉，而是要采取综合措施，通过以受害者为中心的广泛磋商加以制定，需要全面利用司法责任、寻求真相、赔偿、筛查和深度体制改革等过渡时期司法措施。

我希望我们报告中所提的建议能对这一进程作出重要贡献，我也强调人权高专办已准备好继续协助并支持制定可靠的问责与过渡时期司法机制，使其符合国际标准。人权理事会已经——并且应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鼓励斯里兰卡问责与和解方面的进展。

谢谢主席先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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