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在访问大韩民国期间新闻发布会上的开场发言

韩文版

韩国

首尔，2015年6月25日

下午好，感谢各位的光临。

这是我成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以来首次访问亚洲，也是十多年来走访大韩民国的首位高级专员。访问有两大主要目的：首先是要在这里开设一个办事处，致力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问题，以遵循去年由前所未有的朝鲜人权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其次是要讨论关于大韩民国自身的各类人权问题。

我要感谢政府主持我们的新办事处，而且用如此高的热情、效率和开放性来促成我的访问。近年来，大韩民国已在国际舞台上就人权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领导力，最瞩目的是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该国目前也是其成员之一。我相信，此次访问已加强了我们本已牢固的关系，我希望这类方式最终能为朝鲜和韩国人民的生活带来切实的提高。

我深受鼓舞地看到，由外交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代表的政府对创立该新的办事处给予了重视，外交使团、媒体、民间社会和民众对此也十分重视。

开设这样一个小办事处极少成为如此重大的新闻。我相信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我们都热切希望看到同一个现象：朝鲜人权水平能有重大的提高。尽管我们都不指望一个新的联合国人权办事处能戏剧性地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一状况，但我认为，我们确实都感到，这是重要的一步：它是一种在几年前还不可想象的突破，在调查委员会创立并于2014年2月发布其强有力、具有颠覆性和极大影响力的报告前，这种突破连遥不可及都谈不上。

我的前任纳维•皮莱在一年前发表了一份声明，敦促人权理事会创设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这是高级专员不寻常的呼吁，因为并没有新的战争或特别的暴行能引起这种呼吁。而这正是她发表声明的原因。朝鲜人民受到恐怖的人权侵犯和剥削已长达数十年，外界大部分都极少意识到当地的现状，而只注重核问题。

调查委员会称，“这些侵犯行为的严重性、规模、持续性和本质暴露出一个当代世界绝无仅有的国家”。委员们并没有闪烁其词，而是明白无误地指出当地有人犯下各类危害人类罪，而这都来自于“国家最高级别”确立的政策。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对国际舞台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份报告，受害人现在有了具体的形象并能发出声音。勇敢的声音披露了令人心痛的个人悲剧，而制造这种悲剧的系统性残忍和剥削行为超出了我们最阴暗的想象。除了公开听证会，委员会的报告还借鉴了与240多名证人和受害者的访谈，他们不敢公开发声，但其经历同样震撼人心，他们提供的证据若被检察官接受，或许某日会在法庭上至关重要。

多亏了调查委员会，朝鲜的人权状况现已稳居国际议程之上，也是联合国应对人权问题的所有三大主要机构的常规讨论议题，这三个机构是人权理事会、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调查委员会某些最重要的建议——例如请安理会将朝鲜状况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并未被采用，但今后仍有机会。然而，鉴于首尔的这个联合国人权办事处已成为现实，并将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开始全面运作，这个迹象表明委员会的工作已开始取得成果。

此外，朝鲜政府也在做出反应。有时候，这种反应的形式是愤怒的威胁。不过与此同时，也有迹象显示，朝鲜政府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至少就某些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例如在所谓普遍定期审议进程中——各国的人权纪录在此期间都会接受其他国家的审查。

我希望这种反应能够持续并更加成熟，直到产生一些切实的结果。我们成立这个新办事处的目的不仅是监督、报告和批评——不过它都会承担这些工作。它还要与民间社会、难民、脱北者和该地区各国政府互动。我们也要向朝鲜当局保持渠道的畅通。互动至关重要。问责也是如此。这两者并不是反对力量。如果像朝鲜这样糟糕的国家有朝一日要恢复元气并繁荣昌盛，它们都是必要的。

朝鲜人民目前正面对着似乎是现有记忆中最严重干旱的后果，还有数十年灾难性的农业实践和长期经济管理不善问题。为了防止饥荒的巨大风险，政府必须与邻国和人道主义机构交涉，它们则应该用支持来回报。食物权、健康权和其他社会经济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重要——即便后者往往获得更多的关注。有数字估计，约有70%人口面对着粮食不安全，朝鲜超过1/4儿童长期营养不良，这确实令人震惊。

一些源自朝鲜的问题也直接影响着韩国，甚至更远的国家，例如日本，据信日本目前有至少881人被绑架至朝鲜。他们的家人以及分隔于朝韩两地的数十万其他家庭的悲惨遭遇仍未被解决：在2000年以来主动申请团圆的近13万人当中，可悲的是只有少数人——不足2000人——被允许短暂地会面。悲剧的是，申请者中几乎有一半——约62000人——在和数十年前分离的亲人见面前就已死去，更别说团圆了。

大韩民国与朝鲜形成鲜明对照，它在30多年前变成民主国家后已经进行了十分成功的转型，跻身全球第13大经济体。它在人权层面的表现也与经济增长一道有了显著改观。总的来说，该国的近代史使其成为了全球范围内极富戏剧性的成功故事——是转型国家努力效仿的绝佳典范。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即便是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一样，这个国家也面对着挑战。

我今天早些时候见到的民间社会组织提出了多个问题，其中许多也已被各个联合国条约机构提及，这些机构负责定期监督那些已批准国际人权条约的各国的表现。

最常见的问题之一是，1948年国家安全法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限制，许多人认为早该对其进行改革。该法第7条的模糊表述提到了“反政府组织”，却未能定义其准确的含义，这曾在过去导致对真诚的人权维护者和并不造成威胁的团体的不公正、不适当定罪——有时候仅仅依据社交媒体上的评论——在法律修订前，这种做法可能还会延续。

此外，经常还有一些关切提及了政府所控制的机构对网上言论自由、对传播有关公众利益的信息的限制，它们使用含糊定义的概念，例如“损害公众利益”或“错误讯息”来封锁网络内容或实施刑事定罪。其他的关切涉及结社自由，特别是在工会活动方面。

大韩民国不断受到其全副武装的邻居的威胁，而且有义务保护其公民。在尊重公民人权并尽量减少其安全威胁之间找到平衡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而修订国家安全法是这一进程的必要部分。国家人口日益成熟意味着社会已足够强健，能应对各种异见和反对观点，而无需诉诸存在定义缺陷的强硬法律手段。需要经常调校安全措施，确保在防范这类威胁的同时保护人权。

各国现在能轻易监视其公民的一举一动和通讯，在这样的年代中，平衡真正的安全需求与隐私权是许多民主国家面临的另一个21世纪难题，而且，和在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该国也存在涉及国家情报机构过度使用侵入性监控的指称，特别是对网络连接和社交媒体的监控。再强调一次，法律和当局对法律的解读与执行需要经常地重新评估，以确保人权不会随着技术发展而遭到削减。

韩国在保护特定少数群体的立法上也存在一些缺口，特别是不断被雇主剥削和虐待、只得到法律极少保护的移徙工人。在此方面，该国当然会从一项提供更好、更广泛保护的综合反歧视法中获益。

我已欣慰地看到，韩国正寻求在更广泛的地区刺激积极的变革。比如我已获悉，宪法法院正在如何进行反思，思考建立世界上某些其他地区那样的区域法院的必要性。光州和首尔等韩国城市也正与其他各方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协作，推动强有力的“人权城市”概念。

我在访问中和许多著名人士进行了会谈，其中当然包括朴槿惠总统——我刚在大约一小时前有幸与她进行了会谈——还有她的多名部长、首尔市长和其他政府与国家高官。不过从许多方面来看，让我印象最深的三个人是我昨天见到的三位女性：金福童（Kim Bok-dong）、吉元玉（Gil Won-ok）和李秀英（Lee Yong-soo）。她们的个人故事打破了对数万名所谓“慰安妇”之历史争论的非个人性质，这些妇女曾在二战期间被占领的日本部队强迫变成性奴。

当时还只是少女的她们在工作日要被强奸多达15次，周末每天要被强奸50次。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年到头都是如此。我在头脑中做了一下计算，这类事件的数量极其惊人。在成为性奴期间，一些妇女和女童被强奸了数千次，许多人因此死去。即便在被解放后，她们也没有得到治疗和支持，并被埋没在羞辱之中。许多人被家庭排斥，一些人选择自杀。另一些人丧失了生育能力，大多数人从未结婚生子。

你绝无可能忘掉如此骇人的事情。正如金福童所说：“我们心中仍有一些没打开的结。”

与我会谈的三位女性是如此地有尊严。她们热情地欢迎我。她们和我一起欢笑。她们握着我的手。尽管年事已高，但她们已发起了一项运动，叫做蝴蝶基金（Butterfly Fund），来帮助世界上的其他妇女。我十分难过的是，尽管日本多年来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但这一恐怖犯罪的受害者并没有感到其遭遇被充分地、全面地承认。归根结底，只有受害者才能判定，是否已有足够的行动，通过我和她们的对话，很明显的是，这三位出色的女性并不这样认为。我坚信并希望能够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她们中有一人小声告诉我：“我不希望怀着悲伤死去。”

我向她们致敬，我绝不会忘了她们。

谢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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