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3月10日

尊敬的主席，
各位阁下，

在过去十天里，许多代表团与我分享了他们对于多个国家日益混乱的警示。我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向他们中的许多人表达了我对记者、活动家、政治对手和人权维护者遭到逮捕、骚扰和错误起诉的关切。

许多代表团的迅速回应是声明这些男女属于极端主义团体，或试图推翻政府。然而，当一名十三岁的孩子因参与示威游行而被逮捕并遭受酷刑；当记者们发布了一段关于渎职的视频后被监禁；当写着“干净”字样的T恤衫因威胁国家安全而被禁止——在任何实际的意义上，这当然都构不成任何威胁。

威胁政府合法性的是这样的想法：将政府视为可捕获的战利品，认为政府可以靠武力挟持，用于为小部分群体牟利。侵犯社会全体成员充分参与决策的权利，就是破坏每一个国家立国的基础：为人民服务。

我也为一种可被称作“装点人权的门面”的普遍现象所困扰。仅仅批准条约和协议，以及接受由联合国人权机制所提出的建议，这本身并非人权的成就。需要有后续跟进和真正的改变才能为人民带来更大的自由和尊严。除非影响到个人权利层面，否则我们所做的工作将仍流于官僚形式——或甚至是“做戏”。人权义务不该成为一项“打勾”作业，仅是为了提高一国的国际形象。

经过关于我的办事处在2015年的活动以及我们当前问题的讨论，我相信你们将会谨记国家恪守强制性人权法规和准则的责任。我们时刻准备着在我们的资源范围内提供援助。

主席先生，

在今年头两个月中，超过400人在试图到达欧洲的过程中丧生——部分是由于缺乏可行的进入路线。尝试这趟旅程的大部分人是妇女和儿童，更有部分人处于极端不利的处境之中。我感谢德国去年慷慨迎接了约一百万人以及希腊在2015年全年采取了人道的办法避免拘留和推回海上。但今天，竞相驱逐这些人的势头正在升温，这违反了团结精神、人类尊严和人权的基本原则。

本周早些时候欧盟与土耳其的协议草案引起了多项极为严重的关切。我们还没有掌握这份草案的全部细节，我计划在下周早些时候去布鲁塞尔的访问中，在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于17日召开之前，详细讨论我的关切问题。其中，我对潜在的非法集体驱逐和任意驱逐表示关切。边境限制没有准许确定每个个体的处境，这违反了国际法和欧洲法。

我还必须重申我对诸如筑起围栏、拒绝人们享有因人而异的程序和任意拒绝特定国籍人民进入等限制措施表示严重关切。我同时对于夺取可能已饱经折磨的人们的财产，并限制他们带家庭成员入境的做法表示关切。

此外，我对人们被驱逐后可能所处的状况表示担忧。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的庇护所中，有420万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是团结的展现，在当前的背景下深受欢迎。然而，这些国家的许多难民和移徙者面临着满足基本需求的严峻挑战，包括工作、住所、学校教育和保健需求。除非这些状况得到改变，否则返回将无法持续。

同时，希腊的状况令人咋舌。移徙者现在由于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强加的边境限制无法离开该国。这个令人扼腕的举措，与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家采取的其他措施共同给数量众多的人民创造了巨大困扰，给本已需要帮助的希腊造成了压力。希腊为经由海路到达的绝望人民维持人道的收容条件已经斗争了数月。我对那些努力帮助他们的可敬的志愿者和活动家致以敬意。

我敦促欧盟在下周的峰会中能够通过一系列更符合人权和更人道的移民措施。为保护人权的国际保证不可有所偏袒或削弱。任何人的返回必须与国际人权标准相符合。必须避免任意拘留和长期拘留。我同时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重蹈推回海上的覆辙。

同时，我对欧洲种族主义、不容忍行为和仇外心理的重新兴起表示严重关切。所有国家都应该即刻部署控制不容忍行为和仇外心理的措施，例如《拉巴特行动计划》中建议的那样。特别地，我必须强调对所有这些涉嫌犯罪行为提出控告的必要性，包括种族主义和反外国人暴力行为。

主席先生，

我对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人权状况恶化深表担忧。冲突的不断升级导致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以及规模庞大的流离失所现象。对此我们必须采取最谨慎的处理方式，避免包括妇女、儿童、老年人或残疾人在内的普通人陷入交火中。我很清楚土耳其在打击恐怖主义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其中包括叙利亚危机的外溢效应。但是，在采取安全或打击恐怖主义行动的任何时刻，人权都必须得到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

上周土耳其当局对《土耳其时报》（Zaman newspaper）采取了行动，这是一系列有关媒体自由和言论自由令人倍感担忧的发展动态中最新的一例。我已注意到近期土耳其宪法法院对两位知名记者的裁决，并对一名摄像获释表示欢迎，我所在的办事处最近也提出了他的处境问题，但我仍将继续密切跟进有关言论自由和媒体自由的问题。办事处已准备好为土耳其政府、记者和民间社会提供支持以解决问题。

在白俄罗斯，我们仅观察到一个关于人权状况的改变：即去年总统选举前夕对政治犯的释放，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此次释放并非是无条件的。我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广泛建议仍未得以落实表示担忧，其中包括确保民间社会有意义地参与所有决策；对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的保障；对人权维护者权利的尊重；以及暂缓死刑使用。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审查白俄罗斯履行国际人权的承诺，以此为国家在人权管理方面取得真正提升铺路。

波兰近期的立法本可以从媒体自由和隐私权方面对宪法法庭的有效运转产生可观的影响。我已提醒波兰政府所有的立法程序应当在遵循波兰国际人权法义务的条件下进行。我所在的办事处将密切跟进欧洲委员会的威尼斯委员会给出的评估，以及欧盟委员会引入的所谓“法治”程序的发展。

在乌克兰，办事处于2014年3月派遣的联合国人权监察团现已进入运作的第三年。我们的小组对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进行监管，尤其是在受武装团体控制的东部地区和克里米亚地区。通过我们的公共报告，人权高专办支持着近期通过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落实——该计划反映了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标准——并为此与国际、区域和国家行为体进行密切合作。

我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使非公民儿童能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立法修正案表示欢迎。这对使用俄语的少数群体中的许多成员来说是一种救济。我进一步鼓励两国政府继续努力，通过对联合国人权机制建议的全面跟进解决无国籍和非公民状态问题。

我对俄罗斯联邦政府发出有意关闭我们莫斯科驻地办事处的信号表示担忧。在对国际人权准则的遵守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之时，我相信增进——而非减少——与办事处的合作将是有帮助的，例如在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不断缩减的空间问题方面。这样的参与有助于确保来自诸如普遍定期审议之类的国际人权机制提出的建议得到遵循，俄罗斯联邦也接受了这些建议——其中就包括有关立法改革和加强人权机构的建议。

在乌兹别克斯坦，尽管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方面的工作进展良好，但我所在的办事处仍然收到关于酷刑；虐待；任意拘留；缺乏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对民间社会、记者和反对者骚扰的报告。我希望乌兹别克斯坦政府进一步与包括理事会特别程序在内的联合国人权机制开展合作。

主席先生，

我对叙利亚人民遭受的无尽苦难深表担忧。冲突对他们和将来的世代叙利亚人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随着叙利亚冲突升级让越来越多区域与全球行为体卷入，它在整个区域内造成了不稳定和暴力的漩涡。再也没有比这更沉重、更可怕的事例能够说明——无论在何时何地——确保人权和法治得到尊重对避免这类恐怖事件的重要性。

涉及冲突的各方都必须尊重保护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义务。我还要敦促他们尽快落实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这将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抵达那些有需要的人们并打开通往政治解决的道路。任何和平进程都必须以尊重人权为基础，这提供了为叙利亚建立可持续未来唯一可能的基础。

这些建议与也门的冲突也有很大关系，该冲突持续导致大量伤亡，自一年前冲突开始以来，共有超过3000名平民被害，5700人受伤。如果暴力和分裂继续肆虐，也门人民的未来将是十分惨淡的。医院和学校遭到了多重袭击，战争摧毁了本已脆弱的基础建设。冲突为诸如基地组织和所谓“伊斯兰国”等团体扩张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最令人悲痛的是，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暴力行为和空袭造成了沉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危机可能引发的难民潮流将使地区陷入更加动荡的局面。

2015年10月，理事会要求我所在的办事处协助也门国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有关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控诉。我将负责在理事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呈递完整报告，因此我记录了国家委员会的准备工作，并将在六月进一步评价这一进程。

自2014年6月至今，伊拉克共计有至少一万六千名平民被害。约两万九千人受伤，330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UNAMI）和办事处人员已证实了所谓“伊斯兰国”和其他武装团体犯下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报告，以及伊拉克安全部队（Iraqi Security Forces）及其附属团体犯下的侵犯行为。打击武装冲突的政府政策主要着重于军事回应，无法解决诸多根本问题——包括贫困现象的蔓延、经济的停滞不前、环境退化以及基本服务获取的不平等。另外，一些群体感到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政治僵局、法治机构的缺乏和邻国叙利亚的冲突都被恐怖分子和武装团体用于助长这种疏远现象并加深族裔和宗教分裂。

目前利比亚正陷于暴力行为和人权侵犯之中。我所在的办事处近期的报告记录了各方犯下的侵犯罪行，但犯罪者却完全不受惩罚。法官和检察官遭到袭击和谋杀，法庭停止运作、或在炸弹袭击中勉强维持运营。这一切导致的国家法律体系崩溃使侵犯行为愈演愈烈。我呼吁为重建法治提供更多支持以对犯罪者进行追责。

埃及新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引起了严重的人权担忧，其中包括对恐怖主义和相关罪行过于宽泛的定义、对公平审判权和言论自由的限制。酷刑和虐待据报在审讯中心和拘留场所十分常见，2015年当地非政府组织上报了至少30起囚犯被折磨致死的案件。我促请埃及政府采取强效行动防止酷刑的使用，并对所有控诉开展公正、透明、有效的调查。不断缩减的民主空间和对民间社会与人权组织不断增强的镇压同样令我十分困扰。

在巴林尽管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政治对手、记者和人权维护者仍然因遭到逮捕、取消公民身份或递解出境而被禁言。巴林仍需深入改革已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参与。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巴勒斯坦人民不仅忍受了侵占，还遭到了多重的、彼此交叠对的人权侵犯。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部分区域，近期升级的暴力行为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和众多以色列人的死亡，这提醒我们唯有正义才能建立真正的可持续和平。近来对以色列平民的暴力袭击是不可饶恕的。我们不能忽视此类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巴勒斯坦人民的沮丧和绝望来源于长期的被占领；定居点的不断扩大和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加沙地带的封锁；以及未能确保问责。年轻人和孩子们正处于冲突升级的最前线，我们所有人都应对此保持警惕。政策制定者必须知道，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正在丧失希望。我促请理事会重申对以巴冲突公正、公平、和平解决方案的支持——其中应包含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境内的安全与安保。

主席先生，

在南苏丹，2015年8月的和平协议以来，人权侵犯行为的规模、强度和严重程度仍在持续。之前未受冲突影响的地区出现了暴力，数千人处于饥饿死亡边缘。上个月对马拉卡尔联合国平民保护区驻地的武装袭击是另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人权高专办应人权理事会请求编纂的综合评估报告将于明日发布。报告强调了打破国家持续的有罪不罚循环的重要性，以终结人们所遭受的骇人人权侵犯行为。

在苏丹，又有数以万计的平民在政府军事行动的最新升级后被迫逃离其在达尔富尔的家园。苏丹仍面临着确保基础和基本权利方面的巨大挑战，特别是言论和见解自由、新闻自由、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权利。问责的前景不佳。对于妇女和儿童尤为严重的极度贫困破坏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我敦促政府采取行动履行其保护平民免受暴力的责任并对那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人问责。各方势力都必须避免让平民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行动。

在布隆迪，政府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措施以允许极少量独立媒体的运营。我敦促在这些措施之后出台其他的措施，以给予所有媒体和非政府组织自由运作的空间。我还希望政府与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小组在其任期内开展合作并同意部署将于4月到达的秘书处。

我仍十分关切布隆迪杀戮、强迫失踪、非法逮捕和经常使用酷刑的报道。这些破坏了和解方面的努力。立即停止这些被举报的侵犯行为，政府采取明确的公开行动追究肇事者责任——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武装团体成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公众的信心。我强烈鼓励政府接受非盟和联合国提供的援助，以支持急需的包容性全国对话，引导国家重回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在我向本理事会提交了详尽的报告六个月后，博科圣地的领土虽然明显减少，但它仍有能力对乍得湖盆地各国造成巨大痛苦——特别是通过丑陋地使用人体炸弹的方式，大多是可能不知自己携带炸药的妇女和儿童。持久解决该区域危机需要参与反叛乱行动的所有力量密切协作，确保他们的行动符合国际人权、人道主义和难民法。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民主空间不断缩小令我不安，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及对和平示威的破坏日益增多。我呼吁当局通过确保基本自由的方式扭转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对人权侵犯行为的肇事者问责，不论其地位或官衔为何。

中非共和国的人民值得获得我们对其最近举行了大体和平的总统选举的祝贺。布基纳法索去年年底的总统选举过程也令人鼓舞，它向全球试图超出法定任期继续执政的领导人传达了强有力的信息。

主席先生，

在哥伦比亚，目前出现了结束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半世纪敌对行动的真正希望。和平协定强调受害者的权利，在全球确立了重要的先例，不过我们认为仍需要在惩罚方面开展进一步的讨论。在与哥伦比亚当局、民间社会和人民持续接触近二十年后，人权高专办随时准备协助哥伦比亚治愈过去的创伤，确保和平、发展和正义。

去年5月，应政府要求，我签订了在洪都拉斯设立国家办事处的协议。上周，高专办的密切合作伙伴贝尔塔·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被杀，这是对该国环境和人权活动家频遭威胁和杀戮的一大提醒。我对犯罪团伙的行动及其对广大人群的影响尤为关切。

我对委内瑞拉的局势表示关切，委内瑞拉存在深刻的政治分歧，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不安全感不断增长。高专办仍会为确保委内瑞拉对人权的促进和保护而采取的切实行动提供支持，我敦促政府和反对派基于人权规范共同合作，确保人权维护者和非政府组织的空间，使其能为增强国家保护系统作出贡献。

对拉丁美洲出现寨卡病毒的所有公共卫生应对措施都必须充分融合人权，确保优质保健服务可获得且不存在任何歧视。这也应是在妇女的健康权、性和生殖权利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刻。寨卡病毒和新生儿小头症之间明显的联系已使得部分政府建议受影响区域的妇女避免怀孕。然而在许多国家，性暴力的数量很多，性和生殖保健服务的获得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特别是对穷人而言。

我要提醒成员国，所有人都有权利获得全面且可负担的性和生殖保健服务和信息，包括预防和传播方式方面的信息。我还要敦促各国为向寨卡致残儿童提供适当支持和护理的必要性做好准备。儿童的权利应是这方面所有行动的中心。

更广泛地说，我敦促全球所有成员国重现审视自己在为妇女提供优质保健方面的行动。孕产妇死亡几乎完全是可以避免的。由于为妇女护理所提供的资源不足，她们死于分娩——这反映了对妇女和女童的深度歧视模式。正如我们联合国人口基金的同事注意到的那样，在一些国家，女童死于分娩的概率要高于她们完成中学教育。这是对许多妇女和女童面临致命不平等和歧视现象的警醒。我敦促成员国在其关于2030年议程的行动计划的背景下作出重大努力，改善对妇女人权的尊重，确保性和生殖健康权并根据普世健康权加强可负担、优质保健的获得。

作为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的协调员，我对全球处于警察、法官和相关官员之手的非洲人后裔常常需要面对的普遍种族主义尤为关切。在巴西，去年我们召开了关于国际十年的首次区域会议，政府为解决非洲人后裔面临的社会权利问题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在教育领域。然而，仍有许多人向我汇报称，许多非裔巴西青年面对警察暴力和有罪不罚时感到不安全。据报告，去年巴西有2000多人被警察杀害，其中非洲人后裔的人数不成比例地高。我也对美国与警察暴力相关的问题表示关切，据报2015年美国约有300名非裔美国人被警察杀害。所有存在这类被指案件的国家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将肇事者问责的措施并向受害者提供补救。

14年来，在全球公众的心目中，关塔那摩湾拘留中心已经成为了虐待和拒绝正当程序保障的代名词。我相信奥巴马总统关闭它的新计划最终会落实，未经起诉或审判就被无限期拘留这种令人震惊的做法将被取缔。参议院报告一年多以前揭露的严重人权侵犯行为不能在国际法之下不受惩罚。政府应确保对同谋或参与酷刑的所有人进行问责，应采取措施确保对受害者的补救。

我对加拿大最近对过去土著妇女和女童被杀戮等问题表现出来的开放性，并用体贴温暖的方式迎来移民表示欢迎。我需要加拿大在人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人权机制。

主席先生：

尼泊尔内部武装冲突十年前结束，但这十年来，根本问题鲜有改善，包括根深蒂固民族和种姓歧视，经济资源获取不均、赤贫、普遍存在的有罪不罚现象等。除非这些当前炙手可热的问题和过去的侵犯行为得到妥善解决，否则我担心尼泊尔会陷入更动荡的局面，甚至引发新的冲突。我恳请政府对近来特莱地区的暴力事件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并确保开展可靠的、符合国际标准的过渡司法程序。

这是过渡时期司法的核心信息。如果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得不到恰当处置，那么过去各类冲突下的不满及冲突根源将继续恶化，甚至可能导致恶疾复发。

斯里兰卡在其通往问责制、和解及持久和平之路上积累了重要的经验教训，先后改革宪法、还原独立机构并恢复言论、辩论自由等一系列重要举措。同时也做出强有力的和解姿态，比如在泰米尔唱国歌——尽管其他的行动仍需加快推进，如放开军方持有的土地、重审安全拘留案件、解决人员失踪问题等。

政府开始对全面过渡时期司法进程的设计向全国征求意见，以彻底执行安理会决议，因此接下去的几个月十分重要。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一过程要在不受监控与威胁的环境中进行，才能保证受害者的声音能够传达出来。一有违法事件举报，必须及时调查并处理。我期待在6月的大会上向你汇报取得的进展。泰国已经公布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将在向七月公投递交之前征询民意。我们希望这一过渡如期进行，希望泰国尽快恢复其往日健康、尊重权利的民主形象。辩论要在不受审查和恐吓的环境中进行，这点很关键。我同时鼓励政府紧急颁布反酷刑与失踪法案。

马来西亚政府对越来越广泛的新闻工作者、人权维护人士、政敌和批评的声音扣上“煽动”的帽子和其他罪名，民主空间仍受限制。反恐怖法案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法案在人权得不到适当保护、未经过透明、民意征求的过程就颁布，也值得担忧。前反对党领袖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受到的拘留被任意拘留工作组裁定为任意性质，这也是广义上民主欠佳的表现。

过去几个星期，我已经表达出对中国逮捕了律师和其他活动人士的担忧。过去我也表达过对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权的担忧。我的任务就是讨论这类问题，而且我认为必须为批判性反思和对话留出更大的空间。

伊朗最近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得到改善。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我深信这点将会促进人权的发展。国际法律禁止对所有毒品犯罪判处死刑，因此对于伊朗议会至少撤销一些毒品犯罪的强制性死刑的举措，我是赞同的。我相信这只是开始。我同时呼吁伊朗放松其对巴哈伊等少数群体的镇压，这些群体的很多领导人现今仍在牢里。  

去年，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性奴幸存妇女的痛苦尚未得到解决，，并为她们呼吁正义。之后在2015年12月，日本政府和韩国政府宣布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双边协议。协议条款受到各联合国人权机构的质疑，甚至受到幸存者的质疑。至关重要的是，相关政府要帮助这些勇敢无畏、有尊严的妇女；最终，也只有她们能够说明自己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补偿。主席先生：

贫穷是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受到侵犯的潜在原因。我们在此次安理会会议上听到太多发展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应受到重视，因为我认为这个是和最近通过的2030年议程相一致的。在《发展权利宣言》通过30周年的今天，我们即将迎来发展权执行的新时代。

2030年议程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承诺。在议程里，各国家声明：“我们决心让人类摆脱贫困和匮乏，让地球治愈创伤并得到保护。我们决心大胆采取迫切需要的变革步骤，让世界走上可持续且具有恢复力的道路。在踏上这一共同征途时，我们保证，绝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这是极受人们欢迎的承诺。随着议程的推进，安理会和我办公室的重要任务是继续影响联合国伙伴及各国家采取的行动。我们必须保证所有的进程与平等及非歧视性人权标准相一致，包括发展权，并确保妇女、少数群体、土著人民、非洲人后裔、年轻人和其他经常被排除在外的群体能充分参与。  

在秘书长人权先行倡议下，所有驻地协调员及区域联合国发展集团小组主席均收到一份新的指导说明，摘要里强调在国家层面实现人权的重要性，包括人道主义活动及2030议程的跟进行动。在此背景下，我很乐意向您做此次汇告。主席先生：

这么多国家继续积极有效地配合普遍定期审议，我深受鼓舞。实施建议并评估其实地影响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认可。我希望成员国能确保第三周期注重执行。我的办公室将继续协助各国建立起强有力的国家跟进流程，包括运用执行普遍定期审议财政和技术援助自愿基金。我要称赞人道主义基金会所做的工作，他们为饱受奴役或酷刑的受害人提供了切实补救和康复。  

去年是人权条约机构体系发展壮大、焕然一新的开始。2015年条约机构会议总时间达到创纪录的99周，审议了173个缔约国的报告并对183份个人来文作出决定。为帮助各国履行其多重报告义务，条约机构建立起了具有重大意义的能力建议项目。我很高兴地看到，为2020年人权条约机构体系审议的准备已经在进行当中。同时，我鼓励各国对这个审议给予足够重视，因为这次审议将决定着这个人权体系的根本支柱的未来。

主席先生，

对维和人员，特别是他们在中非共和国犯下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持续恶化的指控令人深感不安。中非共和国小组报告中关于维和军事特遣队的建议，简·霍尔·卢特（Jane Holl Lute）被任命为联合国特别协调员，秘书长最近宣布了将进一步采取的措施，所有这一切都指向制止这种由联合国和其他人员对于受害者造成骇人听闻的虐待的迫切需要，其中一些受害者非常年轻。

但我想阐述一些基本点。联合国不是一个主权机构，所以不能行使刑事管辖权。它只有针对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控制，其在行政事实调查过程中收集的证据通常不被国内法院受理。只有会员国才可以采取行动来结束对于犯罪行为的有罪不罚，包括为联合国工作的那些本国公民犯下的性虐待。只有会员国能够开展刑事调查并起诉。

成员国也有责任在司法系统无法起作用的维和环境中调查并起诉联合国非军事人员。对于那些其法律不允许起诉本国国民在其他国家所犯的罪行的国家，联合国十年前提出过一份公约草案。该公约草案仍然有效。你们会员国现在应该通过它以及秘书长最新的建议——主要建议来自我十年前的报告。

此外，每次当联合国在媒体面前——也在相关军事或文职工作人员的国家面前——宣布指控时，我希望还能看到其国家的大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并出席新闻发布会。

很少有国家站出来履行其有关性剥削和性虐待以及其他严重罪行的责任，并且如此实践的国家应获得对其领导力的表扬。同样，在实地层面，我想回顾下我十年前的建议，即联合国应当给那些与联合国合作来报告和解决这些案件的军官发出表扬信。

不过，我也要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孤立处理性剥削和性虐待。正如之前被报道的，我们接到了有关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实施其他严重罪行的可靠指控，包括酷刑和可能的处决。所有这些罪行一如更广为人知的令人作呕的性虐待行为，都值得关注，值得同样有力的对策。

主席先生，

理事会已采取值得赞赏的倡议，来制止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歧视，包括表达对他们经常遭受的暴力和歧视的严重关切。所有形式的歧视都从根本上违反人权原则，我强烈建议你们继续这项工作。

主席先生，

最近关于死刑方面的积极发展包括去年在五个国家决定不再使用死刑。不过，我仍担心死刑在中国，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过分使用。

主席先生，

去年，我发起了一项变革举措，旨在通过使我们更接近我们帮助的人来使得高专办工作的有效性得到最大化。我对每个地区人权中心的建议是为了回应成员国的长期建议，即高专办应加大对实地的关注并发展出更加平衡的全球驻地代表处。这些人权中心将让我们更有效地与整个联合国合作，兑现2030议程的承诺；调整我们的能力建设，使其达到最大的相关性; 使会员国更容易获得我们的帮助。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第五委员并没有认可我在提交的经常预算中为推进建立我们的区域办事处而建议的微小变化。尽管如此，我仍坚定地致力于这项工作，以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广度和影响。在高专办为联合国大会第71​​届会议准备关于区域重组议题的修订建议的过程中，我要寻求你们的意见以及最终的支持。

在我们建立区域中心并且每个都从常规预算中获得同样支持的建议中，并没有要求提供更多的资源。但人权高专办的总体预算情况仍然不佳。对我们的援助的需求持续超过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在我受命之时，我被任务活动不足够或是完全无法由常规预算提供资金的程度吓了一跳。

尽管条约机构强化进程获得了成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状况，这一总体挑战尚未得到解决。因此，我们仍继续依靠自愿捐助来开展我们的许多任务活动。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限制了我们对预计收入的预算外请求。在今年的年度请求中，我提出了通过基于需求的预算来评估一年内实际需要的东西——除了我们的经常预算拨款之外——从而对我们收到的援助请求做出积极响应。以需求为基础的预算估计为2.17亿美元。但我们的预计预算外费用计划为1.3亿。

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代表的是我们无法帮助的人民。代表的是我们无法建立的实地办事处。代表的是我们无法查明的事实和我们不能协助或代表的受害者。代表的是无法开设的本可教导执法人员如何能够在不使用酷刑的情况下进行审问的方案; 以及其他本可能帮助法官，狱警，开发官员，立法者，决策者和许​​多其他将国际人权法纳入其工作的方案。代表的是我们不能帮助其获得人权教育，建立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社会的儿童和青年。不做这项工作的代价高得令人痛心。

未能防止人权侵犯行为对受害者而言是无法忍受的沉重，是国家深入不稳定因素。在国际人权宪章50周年纪念这一历史性的一年，我们应该对于人权进行有远见的投资——这将为幸福、尊严、自由、发展、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真实且可持续的福利。

谨代表所有与我们一起工作，和我们为之工作的人们，我衷心地感谢向我们捐赠的人们，没有他们，我们的能力将极其有限。照例，如果没有我的工作人员——100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见证了不公正并决心纠正这些错误的女性和男性，一切皆不可能。我期待着在未来的一年与他们合作，与在座的各位合作。我相信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一年依靠你们最强有力的支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