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圭的性酷刑受害者寻求正义
2021年10月28日
![2011年,数千乌拉圭人参加了一场沉默抗议,要求对军事独裁期间(1973-1985年)犯下的罪行寻求真相和正义。©Ivan Franco/欧新社-埃菲通讯社](/sites/default/files/styles/hero_5_image_desktop/public/2021-10/SeekingJusticeUruguay.jpg?itok=CgkZav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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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他第一次强奸我,”现年72岁的安娜·阿莫罗斯(Ana Amorós)说。她谈起那一天,在她拒绝回答一名上校的问题后,她被带到了乌拉圭的监狱牢房。
阿莫罗斯是28名女性前政治犯中的一员,这些女性正在为1973年至1985年期间控制乌拉圭的军事政权实施的酷刑和性犯罪寻求正义。
联合国人权办记录了乌拉圭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的许多侵犯人权行为,其中许多是针对妇女的,如酷刑、杀害和强迫失踪。
阿莫罗斯被监禁是因为她是无政府主义团体的成员。乌拉圭独裁政府禁止了所有政党和工会,因此任何属于其他团体的人都可能遭到拘留。
她解释说,自己被扒光衣服,被人用打马的马鞭折磨,被人强奸。她被蒙上了眼睛,但她说,自己能感觉到房间里有男人。
阿莫罗斯说:“我一直以为……如果有一天发生这种事,我会咬他。我会抓伤他。我会攻击他的生殖器。我以为我可以保护自己。但我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做。”
在独裁政权于1985年倒台后,1986年的《到期法》对在乌拉圭独裁统治期间共同犯下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的军人、警察和平民完全有罪不罚,使得受害者无法就这些罪行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但是,美洲人权法院在2011年废除了这项法律,这意味着《到期法》不能再制止对过去罪行的调查或起诉。
25年后,这些妇女终于可以自由地寻求正义。
2011年,这28名妇女向乌拉圭法院提起刑事诉讼,指控100多人实施性暴力和强奸。最近,在2021年3月,她们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了她们的案件。
受害者的关键时刻
联合国人权办南美洲区域代表扬·贾拉布(Jan Jarab)表示:“这是一个28名勇敢妇女谴责她们作为女性所遭受的侵犯人权行为的案例。这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了为什么在调查过去和现在的此类犯罪时迫切需要性别观点。”
贾拉布解释说,联合国人权办在公开听证会上为这些妇女提供了支持,并一直在跟进当局的后续进展。
他说:“听证会一结束,案子立刻有了进展迹象。事实上,这是多年来第一次有取得进展的迹象。但有必要使整个人权界,而不仅仅是联合国人权办,对进一步发展保持关注。”
贾拉布表示,这是一个起点,政府可以由此开始处理影响独裁统治受害者的其他问题。他还希望妇女和独裁统治的其他受害者受到鼓舞而站出来。
监狱里的担忧和恐惧
72岁的退休医生伊沃娜·克林热(Ivonne Klingler)曾被拘禁三年,在此期间她遭受了酷刑和强奸,此后她隐姓埋名生活了8年。她仍不愿分享自己的痛苦经历。
她说:“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可以谈这个吗?谁会听我的?谁会理解我?”
1973年,克林热因是共产党员而成为目标。她说,1982年1月,她被警察绑架、逮捕,并遭到酷刑。
她说:“他们给我洗澡,我听到周围有男人的声音,是士兵在聊之后要怎么对付我。”
克林热说,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可怕的世界,在那里,主要的目标就是摧毁另一个人,而原因只是因为想法不同。
“按照实施酷刑者的说法,我们犯了两项重罪:我们是女性,还是激进分子。”
时间在流逝
贾拉布指出,这一具体案例十分紧迫,因为它已经十年没有显著进展。然而,他希望受害者获得一个积极的结果,包括伸张正义和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67岁的露西·梅南德兹(Lucy Menéndez)希望能够成功地追究责任。
她说:“我们必须让人们知道他们对我们犯下的暴行,尤其是性虐待,否则死不瞑目。”
但是,时间不多了。
贾拉布指出:“受害者正在渐渐老去。在这种情况下,拖延司法就是拒绝司法。”
62岁的露西娅·阿苏亚加·希尔博伊(Lucía Arzuaga Gilboy)在1983年被捕,那时她是一名24岁的医科学生,被捕原因是她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医科学生协会。她说,在被押解到蓬塔·德烈雷斯(Punta de Rieles)监狱前,她受到了酷刑。
“将近40年过去了,我仍然在等待正义,等待发生过的事情真相在我的国家得到承认。”
2021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