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分享了治愈受酷刑影响儿童的挑战

为了说明复原力如何在酷刑受害者开始治愈过程时起效，知名神经精神病学家霍格·巴鲁迪（Jorge Barudy）把一张纸捏成了球。

“想象一下这是一名男孩或女孩。”他说，“这就是创伤的效果。其影响是累积的。”

他把纸摊平，并补充道：“在治疗过程中，某一名或几名治疗师会给予帮助……男孩或女孩会慢慢获得力量，因为身为人类，若得到支持，我们就能用自己的资源来克服创伤，这就是所谓复原力。”

巴鲁迪参加了一场独特的、为期两日的研讨会和小组活动，它由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组织，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如何特别受到酷刑影响，活动近期于4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联合国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由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管理。

通过基金的支持，80多个国家约有150个康复中心为酷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了直接帮助。其中一个中心名为EXIL，巴鲁迪——曾经是智利一名酷刑受害者——是它的主任和创始者，他作为治疗师全心投入帮助受害者。

在活动上的发言中，他展示了大脑的核磁共振成像，它们清晰地显示，由于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急剧升高，酷刑对海马体产生破坏性影响。海马体让人类可以感受到同情。

“受害者感受同情的能力受到了酷刑的影响。他们遭受到注意力和记忆力紊乱的影响。他们的自尊也受到伤害。”他说。

在小组活动的开场发言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详述了全世界儿童受到的一些痛苦。

“即便是很小的孩子也未能幸免于难——包括用专门的器具造成痛苦；模拟处决；被迫观看其他儿童或家庭成员受到的痛苦；残伤性器官和性袭击。”他说。

“确实，儿童往往因为儿童身份受到针对，这是恐吓整个社区的方式，或是向其父母施加更多的痛苦。”

酷刑受害者自愿基金秘书劳拉·多尔西-卡南（Laura Dolci-Kanaan）表示，专家研讨会提供了一个机会，与那些在基金支持的组织内工作的专业人士讨论难以言说的问题，这些人士也正与儿童酷刑受害者直接开展合作。这些专家包括心理学家、精神病专家、律师、社会工作者和医生。

“一次典型的人权聚会将谴责侵犯现象，呼吁倡导行动。”她说，“不过有了这些专家，我们就可以审查、记录和用实例说明酷刑对身心的实际伤害。同样，还有向前的道路。如果你对一个人进行投资，就会在下一代得到人的回报。”

在这场活动召开之际，正逢酷刑受害者基金的数据显示，过去的一年半，18岁及以下儿童的酷刑事件增加了32%。基金的主席盖比·奥利·阿吉拉尔（Gaby Oré Aguilar）表示，它为专家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以求“明确为了应对酷刑受害儿童和青少年创伤经历所需的专门临床工作与法律工作之间的重要联系”。

“只有通过专门投入的努力和财政资源，才有可能制止创伤从一代人传给另一代人。”她补充道。

互动对话期间，美国酷刑受害者中心（The Center for Victims of Torture）心理健康临床顾问保罗·欧里恩尼（Paul Orieny）表示，对酷刑受害者的早期评估、筛查和治疗至关重要。有效康复必须具备高质量和深层次，可能需要多年。

补救是康复的核心内容。对于证明受害者受到酷刑以使其获得补救的问题，黎巴嫩的一个酷刑与暴力受害者康复中心——重新开始组织（RESTART）的创始人萨那·哈姆泽（Sana Hamzeh）表示，各国必须确保专业人士根据《伊斯坦布尔议定书》接受培训并遵循该文书，这份手册是为记录酷刑行为设计的。“即便发现了不一致之处，你也可以推导证据得出酷刑已经发生，不过人们确实需要接受培训。”她表示。

哈姆泽的治疗师身份带来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听说过一些未曾披露的残暴行为，残酷程度令人费解的心理暴力。”她说，“女士们，先生们，人们需要知道，我并非从我的访谈中全身而退——它们对我心灵的挫伤越来越严重。”

尽管酷刑对人类的伤痕不可逆转，但巴鲁迪表示，不断有研究显示，人们可以克服创伤，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经历并获得成长”。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和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委员会的真知灼见也丰富了这些讨论。

2016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