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结束对中国正式访问后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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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记者会。可惜的是，鉴于COVID-19的限制，这次新闻发布会必须以虚拟形式举行。但我希望这意味着，也许您们当中本来无法从中国不同地区来到这里的人因此能够参加。

首先，请让我先感谢中国政府的邀请。这是十七年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首次能够前往中国，与该国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和其他对话者，就中国和全球的关键人权问题直接对话。我感谢中国政府为促成这次访问所作的努力，特别是为我与习近平主席的虚拟会晤所做的安排。

我还得以与国务委员王毅、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有关公安、司法、民族事务和人力资源部门的高级官员，国家检察院和广东省省长会面。我也会见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在喀什和乌鲁木齐的两天里，我还会见了一系列官员，包括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书记、区政府主席，和负责公共安全的副区政府主席等人。我参观了喀什监狱，和前身是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的喀什市特区实验学校，以及其他地方。

此外，我还能够与国内和国外的民间社会组织、学者和其他人士进行虚拟会议。在访问之前，我的办事处和我，与一些从事有关新疆、西藏、香港和中国其他地区事宜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交流。我的访问也参考了我的办公室几个月来的研究，以及联合国人权机制多年来关于中国的工作，以及4月25日抵达中国的先遣队所做的准备工作。

我应该从一开始就说明这次访问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这次访问不是一次调查，高级专员的官式访问就其性质而言是高调的，根本不利于进行那种详细、有条不紊、谨慎的调查性工作。这次访问是一个机会，可以就人权问题与中国最高领导人进行直接讨论、提出关切、相互倾听，并为今后探索更经常、有意义的交流和为之做好准备，以支持中国履行其国际人权法义务。

考虑到中国在多边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这次访问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讨论其他几个区域和全球问题，当中中国可以利用其影响力带来政治解决方案。

对于那些向我发出呼吁，要求我向当局提出问题或案件的人，我听到了。您们的倡导很重要，而我的访问是一个向政府提出一些具体状况和关切问题的机会。我将持续跟踪关注的问题和情况。

如果我试图在一次发言中概括这个辽阔国家的人权状况的全部复杂性，那就太冒昧了。因此，此声明并非旨在进行全面评估，但请允许我强调我们能够详细讨论的几个关键议题。

扶贫和消除极端贫困，比目标日期提前10年，这是中国的巨大成就。普及医疗保健和几乎全民的失业保险计划的推行，在确保保护健康权和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权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中国在国内外支持多边2030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努力，也受到重视。我们强调推进性别平等和适当地域分配的重要性。

多年来，重要的立法和司法改革已经进行。在性别平等方面，我欢迎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修订，这将为保护妇女的权利带来一些改进。我还赞扬最近对《民法典》的改革，其中引入了关于性骚扰的规定，以及引入了限制令以保护面临风险的妇女和儿童的反家庭暴力法。当然，和每个国家一样，执行才是关键，所以当局必须在这方面保持警惕，并对有关法律在实践中如何应用的问题作出回应。我希望看到更多女性参与各级政治代表，并鼓励企业也为女性创造登上高层的条件。

我对中国提出的确保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表示欢迎，这与加强法治和尊重人权密切相关。这反映在中国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和其他政策文件中。我的团队深入讨论了国家立法和实践如何反映国际法律和标准，特别是在执法和司法程序方面，我们期待着继续与政府和司法部门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承诺执行更严格的死刑审查程序，并实施更严格的死刑案件报告和审查机制，这也是值得欢迎的。公布这次审查执行情况的数据很重要，我希望中国加入国际日益增长的废除死刑的势头。

在我与高级官员的讨论中，每次会议都会出现发展、和平与安全这些主题。当然，发展、和平与安全要持续下去，就必须具有包容性，并扎根于对人权的保护。

我和一些联合国人权机制一样，对打击恐怖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法律和政策及其应用，深感关注。

极端主义的暴力行为，对受害者的生活产生了可怕而严重的影响，包括那些负责保护社区的人，以及他们对一系列人权的享受。但是，歧视性的、不尊重正当程序权利的反恐措施，不仅对直接受影响的人，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关于反恐的法律和政策的应用，以及对个人施加的任何强制性措施，都需要受到独立的司法监督，并连同更高透明度的司法程序。所有受害者都必须能够寻求补偿。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对反恐和去激进化措施的应用及其广泛性，提出了疑问和关切--特别是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权利的影响。虽然我无法评估教培中心的全部规模，但我向政府提出，该计划的运作缺乏独立的司法监督，执法官员依靠15项指标来确定暴力极端主义的倾向，关于机构中使用武力和虐待的指控，以及关于不适当地严格限制合法宗教活动的报告。在我访问期间，政府向我保证，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系统已经被拆除。我鼓励政府审查所有反恐和去激进化政策，以确保它们完全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特别是确保它们不会以任意和歧视性的方式实施。

在来中国之前，我听到一些现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族家庭与他们的亲人失去联系。在我与当局的讨论中，我呼吁他们采取措施，作为优先事项向家属提供信息

我也和联合国人权机制一样，对律师、人权维护者和其他人在国家安全框架下的合法活动受到惩罚，表示关切。联合国人权机构也认为，指定地点的住宅监视系统是一种任意拘留的形式，并呼吁废除该系统。

我与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也很丰富充实。在推进性别平等、LGBTI人群、残疾人和老年人的权利等方面，正在进行重要的工作。

中国有基层参与的传统，我怎么强调这一点都不为过。扩大民间社会有意义参与和倡导空间，对于加强参与和言论自由至关重要。

关于西藏自治区，重要的是要保护藏族人的语言、宗教和文化身份，允许藏族人民充分和自由地参与有关其宗教生活的决定和进行对话。我讨论了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政策，并强调了儿童在家庭或社区的环境中，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学习的重要性。

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长期以来一直被尊重为该区的人权和独立媒体中心。重要的是，那里的政府应尽其所能培养--而不是扼杀--香港公民社会和学术界为促进和保护香港特区和其他地区的人权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律师、维权人士、记者和其他人，此举令人深感担忧。作为《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缔约方，香港将于7月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审查。

我呼吁中国也正式批准它于1998年签署的《公约》。

中国最近正式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两项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第29号和第105号公约），这是提高劳动问题透明度的一个值得欢迎的重要起点。除了正式批准之外，现在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系统，不仅包括劳动监察和执法，还包括预防和尽职审查。这也需要民间社会参与者--包括工会、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能够监督遵守情况并挑出差距。我鼓励中国与国际劳工组织进行建设性的接触。

我还能够与中国工商业界的代表接触，看到中国的公司和行业在其业务和供应链中采用人权标准，我感到鼓舞。

鉴于当今世界面临许多相互交织的全球危机，包括气候变化、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全球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以及COVID-19大流行病的影响，中国作为多边和区域论坛的主要贡献者，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中国政府双方同意，建立定期接触，包括通过年度高级战略会议，讨论各自在国家、区域或全球层面的问题。

我们还同意成立一个工作组，通过在北京和日内瓦会面，以及透过虚拟会议，促进我办和政府之间的实质性交流和合作。该工作组将组织一系列有关具体专题领域的后续讨论，包括但不限于发展、扶贫和人权、少数民族权利、工商业和人权、反恐和人权、数字空间和人权、司法和法律保护和人权，以及双方提出的其他问题。

这将使我办能够在一些人权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有组织的接触。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没有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该工作组还将为我办提供一个平台空间，以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一些具体的关切事项。

中国政府还表示，今后将邀请我办的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我与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人——地区和国家官员、民间社会、学术界、外交官和其他人——坦诚交谈，真诚地希望在促进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方面取得进展。我希望我们能在这种开放和坦诚的方式基础上，以有意义和有影响的方式，推进这些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