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领导者的样子”——高级专员扎伊德的离别感言

2018年8月30日

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在所有人类品质中，勇气是最受尊敬的，因为它保证了所有其他品质。他是对的。勇气——道德勇气——与强大的领导力形影不离。一个政治家如果缺乏极大的勇气就算不上非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一些人敢于反对和打破人云亦云的猜疑和恐惧，社会就不会有进步。

不容忽视的是，勇气是需要自我牺牲、非暴力、谦虚并基于普遍原则——并且是非常强大的。回想一下圣雄甘地或马丁·路德金。遗憾的是，勇气也是罕见的：再想一下甘地或马丁·路德金。勇气是危险的：这两人都被暗杀了。

现在来看看今天的政客们。首先是那些好占风头被新闻媒体关注度的人：特朗普、欧尔班、萨尔维尼之类的人。他们渴望被视为各自国家的阳刚领袖；渴望通过伤害社会中最脆弱的移民和难民来夸大自己的形象。如果他们有勇气，我就是有眼不识泰山了。那些独裁领导者们，或者那些有独裁倾向的民选领导者们，全都是恃强凌弱者、骗子、和自私自利的懦夫。

如果他们的人数在增加的话，那就是因为许多其他政客都是平庸的（当然也有例外）。那些平庸的政客们也关注自己的形象——与礼仪和连任相关的虚荣心。他们太忙于自己，或者是害怕站出来与煽动者和其他人对峙，他们似乎躲藏在安稳的沉默中和没完没了的文件中。只有当他们离开公职时才会开口说几句话，姗姗来迟地找到他们的勇气。许多人来去匆匆；没有人会真正注意到他们。

其结果是，许多国家间的峰会和大会都是在折磨人，这些会议缺乏深度，充斥着行话和无聊的陈词滥调，总之，毫无意义。而真正缺乏的是，真诚的合作意愿，尽管所有人都会在聚光灯下宣称他们会全心全力地合作。各国为寻求解决方案在更高层次上的集体行动体制正在瓦解。只有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这种迹象无处不在。

例如，塔克菲理主义（takfirism）——基地组织（al-Qaida）、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基地组织分支，现称黎凡特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博科圣地组织（Boko-Haram）、青年党（al-Shabab）、伊斯兰国家恐怖组织等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即使在对这些团体进行了数千次的无人机轰炸后，也没消失。这说明了什么？ 为什么这些团体仍然存在？ 十年后，偶尔改变一下名字，他们就能继续困扰这么多国家，追逼其人民：为什么这些让人憎恨的邪恶团体仍然在威胁社会？

“国家之间举行的太多峰会都是在折磨人，缺乏深度，充斥着无聊的陈词滥调”

这表明我们未能正视这一事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社会的坚持下，塔克菲理主义应该在很久以前就在意识形态上被摧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太多无能政客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对此无能为力。在意志薄弱的领导力下，碳氢化合物的价格和国防合同的签署优先于人类生命、人类尊严、宽容——以致于全球安全。相反，世界的反应集中在那些士卒身上：身份定性、机场搜索和紧急状态法，让一大群人蒙羞。但塔克菲里还在那里逍遥。

在欧洲，将会有更多运动反对穆斯林妇女遮面纱和戴头巾，或是反对穆斯林拒绝与异性握手，这些运动都是由那些气急败坏的右翼份子挑唆的。不过，可能不会有任何运动反对向那些助长伊斯兰不容忍现象的人出售武器或提供银行服务。而且这种情况会变得更加危险。事实上，其后果可能会毁掉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

我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例如，亚洲的塔克菲里与佛教极端主义的对峙。我们已经可以推测出可能发生类似事件的地理位置以及可能涉及到的人。但是，我们仍旧不能确定，这些事件会怎样发生以及何时发生。这将取决于这些地区总统选举的结果以及考克斯巴扎尔（Cox’s Bazar）地区和缅甸的情况会如何发展。目前的迹象并不乐观。显而易见的是，我们的各种修复体制已被破坏。

当缅甸带给罗辛亚人巨大痛苦——将他们在家中活活烧死、割破他们孩子的喉咙、强奸和恐吓、在短短三周内就迫使70万人逃往孟加拉国——而且该国政府不会为此受到任何惩罚——我们向肇事者发出了怎样的信息？ 我们向受害者发出了怎样的信息？ 我们向全球其他潜在的肇事者发出了怎样的信息？ 习近平公开支持缅甸政府；而对于美国而言，鉴于恐怖程度，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甚至没有提到若开邦。有力的证据表明缅甸军方和其他人可能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人类还能更残忍吗？我们煽动了多少混乱和痛苦？

在其他地方，许多人已经对国际法和安全架构失去了信心。其原因不言而喻。例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长达51年的占领似乎永无休止，许多巴勒斯坦人因此对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和旨在维护这些法律的机构持怀疑态度。对于西撒哈拉人民来说也是如此。

俄罗斯是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却违反国际法，强占克里米亚，这也说明了一些大国的态度。七年来，当叙利亚的平民和医疗设施每天遭到轰炸时，当其人民年复一年地饱经折磨和饥饿时，法律何在？ 也门也是如此。然后是利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阿富汗、中非共和国、马里、索马里、布隆迪、喀麦隆、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

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 墨索里尼于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亚，当时的国际联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无法阻止或扭转它——纳粹德国的独裁者注意到了这点。

现在有谁在注意？

我们是否会看到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对峙迅速扩大，演变成为伊朗与包括以色列、美国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国家集团的松散联盟之间更大范围的相互讨伐？ 这是可能发生的。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可以辨认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南部的一所房子，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激烈的反击，将2014年的事件重演——只不过这次扩展得更快。

当几十年来中庸领导力造成了社会的多重“应力性骨折”，一块绊脚石就足以让其粉身碎骨。要想为其疗伤，我们就得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更多地考虑人权问题，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其他地方，而且要有紧迫感。

社会中的裂痕往往是人类痛苦或强烈不满的速写。在冲突破发前，痛苦源于三种侵犯人权行为。一是剥夺基本自由，例如，舆论、言论和和平集会自由，造成一种个人生活和对国家的恐惧不可分离的局面。二是剥夺基本服务，例如，法律和社会保护或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权利，这往往只能证明那些政治精英们对他人的控制。三是滋养前两种行为，由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偏见所支撑的结构性和深度性的歧视。

“当几十年来中庸领导力造成了社会的多重‘应力性骨折’，一块绊脚石就足以让其粉身碎骨。”

自私自利和意志薄弱的领导力在这三个方面所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而且是全球范围的。

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对于任何人权工作者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仍有大量人口因为宗教、族裔、肤色、性别、和性取向等因素而被鄙视，因而受到歧视、匮乏和恐惧的伤害，他们被排除在国家的服务和保护之外。毫不奇怪的是，这一群体的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极度贫困中。

在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危地马拉，47%的五岁以下儿童都严重营养不良。这可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呀！几乎所有这些儿童都来自土著社群。这就是歧视和匮乏的真正模样。

哥伦比亚是一个从残酷而漫长的内战中恢复过来的国家。我在乘船游览阿特拉托河时，亲眼看到武装团伙仍在与该国交战，沿河岸非法收取黄金，并将大量的一氧化二氮和汞倒入水中。有非洲裔哥伦比亚人社群生活在河边，他们都很穷。一些儿童在有毒混合物的水中跋涉。如果这还不够令人震惊，驻扎在附近的当地安全部队对这种情况熟视无睹，根本不去阻止，这充分说明了歧视和地方腐败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猖獗。

在萨尔瓦多的伊洛潘戈，我遇到了四名因终止妊娠而被判处三十年徒刑的少女，而对她们的审判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堕胎在萨尔瓦多是被绝对禁止的。这些少女坚称她们遭受了产科紧急情况，观察员们也支持她们的说法。然而，在血液和羊水从她们腿上流下来的时候，她们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她们所经受的残酷经历让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悲愤，与她们一同落泪。那里有五十多名这样的少女，她们都很穷，许多人都不识字——没有一个人能与显赫的家庭沾上边。这项法律在政治阶级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下，对穷人的影响非常大，却从来没有影响到那些享有特权的法律制定者。这不是虚伪吗？

在斯里兰卡贾夫纳（Jafna），明显无能为力的人们让我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泰米尔人社区在几十年前被军队剥夺了土地，现在依旧在最基本和最悲惨的条件下生活。即便该国政府有诚意要归还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军方也会拒绝服从。因此无辜者和流离失所者要继续遭受极大的痛苦。

我在利比亚访问一个途锐人（Touareg）流离失所营地时，也目睹了类似的情况。的黎波里周边地区普遍不安全，特别是在夜间，绑架和枪击事件司空见惯，这意味着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尽管可以说，这种情况出现在所有我访问过的、地方武装冲突普遍存在的国家，例如中非共和国、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那些受到歧视和被剥夺基本服务的人，不仅每天要勉强维持生存——这已经够辛苦的了——但在极端暴力的持续威胁下，还得这样做。

“在血液和羊水从她们腿上流下来的时候，她们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

我亲眼目睹的那种痛苦，或者是受害者生动地传达给我的那种痛苦，反映出那些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公仆们”的巨大失职。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北半球还是在南半球，都有一些政客们，过于自私自利或过于心狠手毒，而不去照顾和保护最弱势群体。他们不仅懦弱，而且极其愚蠢，因为在造成这些“压力性骨折”时，他们不仅将自己的未来已将他人的未来置于风险之中。

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回船转舵，就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一种情况，即：一触即发的骨牌式连锁反应，标志着我们的时光在这个小星球上的完结。

我们可以及时地转向吗？

我的希望寄托在一群在国际上并不广为人知，但为人权界人士所熟悉的人身上。不像那些自我推销者（那些当选的仇外分子和江湖骗子），这些人确实有勇气。他们没有躲在国家权力背后：相反，他们挺身而出。他们是社群和社会大小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不惜一切——包括他们的生命——捍卫人权。他们的勇气是纯粹而无私的。他们敢作敢为，不畏强御。他们代表了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我有幸亲自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我的办事处则熟知他们中的另一些人。

“他们的痛苦反映出那些代表人民行使主权的‘公仆们’的巨大失职”

这才是真正领袖的样子。洪都拉斯的伯莎·祖尼卡·卡塞雷斯（Bertha Zuniga Caceres）是被杀害的环保活动家伯莎·卡塞雷斯（Bertha Caceres）的小女儿。她勇敢地继续母亲的抗争。西玛·萨马尔（Sima Samar）博士在阿富汗领导该国独立的人权委员会。她毫无畏惧，即便是在她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时。菲律宾参议员莱拉·德利玛（Leila de Lima）也是如此，她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已被任意监禁了18个月。布隆迪的皮埃尔·克拉弗·姆博宁帕（Pierre Claver Mbonimpa）有着一颗温和但坚贞不屈的心，即使在他的儿子被谋杀、他自己被多次袭击后，他也没有屈服。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丹尼斯·穆奎盖（Denis Mukwege）的尊严和勇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绝对是一个非凡的人。同样，泰国的安格克哈纳·尼拉珀济特（Angkhana Neelapaijit）的意志让我感到谦卑。她的丈夫是一名律师，于2004年失踪。此后，她成为一名最勇敢的活动家，与强迫失踪行为作斗争。

还有其他人权卫士，比如巴林的哈瓦贾（Khawaja）一家、纳比尔·拉贾布（Nabeel Rajab）、梅森姆·萨尔曼（Maytham Al Salman）和爱布提姗·沙耶赫（Ebtisam Al Sayegh），他们在面对相当大的逆境时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沙特阿拉伯妇女权利的勇敢领军人物的赫顿·阿兹瓦特·法斯（Hatoon Ajwad Al Fassi）和萨马·巴达维（Samar Badawi），目前仍被拘留。埃及的阿迈勒·法帝（Amal Fathy）和也门的拉迪雅·穆塔瓦基勒（Radhya Al Mutawakel）也是两个勇敢的人。他们为那些人权遭到侵犯的受害者们公然打抱不平，从而将自己的安全置于危险当中。

同样还有摩尔多瓦的反酷刑活动家卢德米拉·波波维奇（Ludmila Popovici）。波兰的芭芭拉·诺瓦卡（Barbara Nowacka）一直积极组织抗议活动，反对那些削弱妇女权利的措施。厄瓜多尔的索尼娅·比韦罗斯·帕迪拉（Sonia Viveros Padilla）在为非洲人后裔争取权利。在其附近，还有萨尔瓦多的勇敢跨性别活动家卡拉·阿拉拉（Karla Avelar）和秘鲁的知名环境人权卫士嘛卡西玛·阿库纳（Maxima Acuna）。她们都应当受到高度赞扬。

我可以继续列举更多的人。每个地区都有领导各种反歧视和不平等运动的基层领袖。这些名字只是今天道德勇气和领导力真正储备的一些例子。

一些人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代表当地社群进行有针对性的抗争，而其他人则领导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他们还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协调起来。那么，如果他们协调起来会怎样呢？ 如果所有这些运动都能公开和积极地相互支持会怎样呢？

“每个地区都有领导各种反歧视和不平等运动的基层领袖……他们是道德勇气和领导力的真正储备。”

2017年，我在危地马拉第一次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小规模协作。在与民间社会的会面中，所有代表不同社群的活动家都相互力挺，作为同一个人权运动发声——他们的力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把这种模式放大到更大规模会怎样呢？ 比如说，如果伦敦的骄傲游行不仅仅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者（LGBTi）自身群体的组织和游行活动，而是所有其他运动——妇女权利运动、残疾人权利运动、种族少数群体运动——同他们一起游行，会怎样呢？ 如果有长达100米以上的人群队伍在世界各地游行，抗议我们现在所见的各种问题：无能、自私、残忍和对我们集体福祉的威胁，会怎样呢？

如果这种协调一致的人权运动能得到工商业领导者的支持，会怎么呢？ 一些工商业领导者也是真正的领袖，他们认真思考人权问题；比如，贝莱德的芭芭拉·诺维克（Barbara Novick）、联合利华的保罗·波尔曼（Paul Polman），微软的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和Deepmind科技的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这诚然是史无前例的，但如果我们能创造出这样的例子，就可能给那些正在威胁人类的危险而无用的政客们一次“电疗”。也许，只是也许，这样做能够阻止腐烂现象的继续，从而在某些愚蠢的人推倒一颗骨牌或被一块石头绊倒时，只会伤害到自己而不会伤及他人，但愿他们的创伤只是轻微的。

我把这一想法留给你们。这是我的离别感言：礼赞勇气和无畏、以及对公正领导力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