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苦难、道德的空白以及情感的纽带

朋友们，
女士们，先生们，

我希望大家暂时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人权的世界。这是一个如此残忍的地方，暴力是人类交换的唯一货币。恐惧是其燃料和镇定剂；这将是一个只有残忍和贫困的地方。冲突在歧视和仇恨的轨道上畅通无阻——每个人都迫切地谋取一己私利；每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在与任意且无常的权力作斗争；甚至连专制的统治者都害怕被暴力推翻。这是一个悲惨的世界：我们遭受苦难的肮脏小屋。

70年前，在比1918年结束的大型战争更为可怕且具有灾难性的战火硝烟中，各国再次建立了一个和平的体系。从最为残酷的冲突以及有史以来最为细致且规划最精密的灭绝种族的痛苦中，这些国家知道，如果国家和民族无法共同生活，他们可能重蹈覆辙——但核武器的存在让没有一个人可以获胜，所有人都会毁灭。所以它们设立了联合国，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

宣言开篇就写道“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对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对差异以及不论我们的差异为何我们都是一体的这种想法的尊重将我们锁在这个星球，我们都必须在这个星球生活和死去。它们是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自由、正义与和平将“h-o-p-e”四个字母构成了希望一词。现在字母间的空隙正在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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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之前，我的思绪被地中海船难的人们所占据，我离开了我在日内瓦的公寓，开车上路。这次危机，以及东南亚罗辛亚人事件，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大规模的哀伤。像我们一样的人们，但要绝望得多，全家人非自愿地与我们分享他们的苦难，他们漂流开去或沉入广阔的蓝色墓地的场景在我们的屏幕和ipad上展现。在这样一个变化无常的春日，我驱车至日内瓦湖南部沿岸的一个好去处。我的目的地是埃维昂莱班的皇家酒店。1938年7月，31个国家在这里会面并进行了可耻的讨论，这几乎快要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去了。

埃维昂会议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为了应对希特勒恶意的反犹太主义所引发的大规模正在逼近的难民危机而召集的。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面对着暴力袭击、个人财产被没收、自由被限制、种族侮辱运动以及极其理性的深度恐惧，大量犹太人开始逃离德国和奥地利。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美国也无法——独自解决此次危机。他认为只有集体的解决方案可以应对挑战。

希特勒也希望其他国家可以接收犹太人，他试图驱赶犹太人。埃维昂会议前4个月在哥尼斯堡的一次演讲中，他揶揄道，“我只能希望和期待另一个世界，那个对这些罪犯深表同情的世界，能慷慨地将这种怜悯转换为实际的援助。就我所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奢华的船只，这些国家可以用它们来运送这些罪犯。”

确实，希特勒强制把许多犹太人送上船运往地中海和大西洋各地。

但7月在埃维昂，虽然许多代表团都对犹太人在德国和奥地利遭受的折磨表示明确不满，这些情绪不过只是说说。因为会议的成果只是对现实礼貌而又空白的否定。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都不愿接收一定规模的难民。

在一份逐字记录中，两个词一再被提到：“密度”和“饱和”。欧洲国家早已因为人口的“密度”所困扰，已达到“饱和”——也就是说，世界旅馆没有空房了。考虑到目前欧洲的人口数量，在1938年说这样的话当然是可笑的。现在说这样的话同样愚蠢。

埃维昂会议的参与者当然并未预见到之后的大屠杀，也未曾想到欧洲会再次陷入灾难性的战争之中，但在埃维昂的代表团良心的缺失是令人震惊的——他们的口头发言非常简短，许多与会者被水疗中心的户外活动所吸引。

纳粹一定为自己的反犹太主义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找到了一个微弱——或者不那么微弱——的回应而欢呼。他们还意识到，如果驱逐越来越难，奴役和灭绝将成为替代选项。

讽刺的是，许多拒绝接收难民的国家都在特定的时候被同一个纳粹所占领和蹂躏，渴望他们在1938年7月拒绝犹太人的那股怜悯之情。

那么今天又是如何？很明显，2015年的欧洲不同于1938年的欧洲。许多曾经由德国所率领现在也由法国所领衔的国家都准备好了与欧洲联盟委员会合作并认真考虑，不单单是他们应该安置的人口，还要确定更广泛且综合的危机处理方式。我们支持他们尽其所能这样做，做更多的事。但这很难，因为其他欧洲国家固执地拒绝任何要求他们接收更多的移徙者的建议。我担心，第二类国家将最终主导趋势？让我们看看叙利亚难民：全世界以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为首的少量国家持续地展现着自己的慷慨；大多数可以提供帮助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做，依旧处于道德违约状态。

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问问自己，如果我们屈服于思想的狭隘和狂热的民族主义，那么恐惧将轻易滋生，理性将被轻松地战胜，我们的未来在何方？如果所有国家在特定的时刻都模仿最反移徙者的国家，用铁丝网、机枪和海军舰艇驻守外交政策，让逃离战争和迫害的可怜人的苦难无法穿越——那么我们共同的目的地将会是何方？我们人类要去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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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Gunther Grass）在六周前逝世。他在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告诉《国家报》：“今天战争无处不在，我们有可能会犯下与之前相同的错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堕入一场世界大战。”

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深受重创的东部社区，我们许多最长期的危机——包括其对人权的侵犯和随之而来的痛苦仍尚未解决。近年来，叙利亚、伊朗、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利比亚和也门也被卷入新的灾难。

而正是这种危机的积累——其速度超过了我们解决它们的集体能力，甚至是之前的危机现在的确开始引发关切。伊斯兰国、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等塔克菲理团体对人类生命和人们不可剥夺的权利的可怕践踏使我们所有人目瞪口呆。我们当然需要各国给出有效而聪明的答复。

但是只有这些国家认识到将有责任履行人权义务的国家与那些不相信这一点的极端分子区分开来的重要性时，这才可能是聪明的答复。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仍看到许多政府认为它们能够仅通过安全或军事措施以使其人民摆脱恐怖主义威胁。它们大大地错了。从短期而言，这的确可以缓解恐怖主义和表面的不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开始反转。为了维持治安，国家将挤压政治异见者的空间和扼杀民间社会，这以沮丧和怨恨的形式为暴力极端主义者提供给了取之不尽的燃料——因为通过压制批评，维持治安的国家正鼓励着包括司法在内的公共服务质量降低、任意腐败和深刻的不平等。军事上也一样，除非受到严密监督，地面或空中行动将造成大量的平民死伤，这将摧毁一切用于证明战斗必要性的道德论证。

除非我们将对安全/军事的痴迷转向一旁，换个角度思考，不仅注重对付意识形态，还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置于国家应对措施的核心，这些群体便会继续发展壮大，虽然有时也会面临挫折，他们的暴力也将保持极端。

君特·格拉斯可能是对的吗？如果已经饱受恐怖主义之害，并且自身也容易违反法律的国家继续分崩离析，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移徙者数量激增，边境被高墙隔开，越来越多的国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我们是否面临失去一切的危险？

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道德空白的状态？从乌克兰到中非共和国，为什么人们如此憎恨对方？他们的行动为何变得如此凶残？为什么残杀妇女行为在这个世纪仍然存在？为什么白化病人被追杀和截取身体器官，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双性人仍遭到迫害，世界各地如此多人仍生活在恐惧之中？我们能不能不要画出这些尖利而有毒的边界？

1932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伟大的信。当时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只有14年，而当欧洲挣扎地站起身时，纳粹党这个凶残的政党在德国获得了比任何政党都多的选票，这两个人也注定会被其逐出家园。“有没有任何办法能够使人类摆脱战争威胁？”爱因斯坦写道：“是否有可能控制人类的精神进化，以使之反对仇恨和破坏的精神疾病？”

弗洛伊德创立的一套理论认为，所有人类潜在的野蛮冲动在平时遏制它们的力量停止运作时便会迸发。他给爱因斯坦的答案很长，我也不同意其中的一些部分，但我认为在这里值得引用大量引用：

“在原始条件下，是不可抗的力量——野蛮暴力或有武器支持的暴力统领一切，”弗洛伊德表示，但他指出：“一个强壮的人的力量可被许多弱小者的联盟打败，团结就是力量。”他继续写道：“从野蛮的暴力到法治，必须首先获得某种心理状态…人们的联盟必须是永久和组织良好的，它必须制订规则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暴乱，它必须设立确保这些规则的机制——法律——被遵守，并按照法律开展这种暴力行为。这种对利益社群的承认在成员中产生的团结和兄弟齐心的感觉构成了它的主要力量。”

所以，弗洛伊德对爱因斯坦问题的答案——如何预防战争——是法治及其帮助产生的“联系感”：同情和认同的联系，或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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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什么是法治？我们又如何能够增强它对同理心的影响？

基本上有两种看待法治的方法。一种很简单地忽视法律的内容：它们的正式架构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法律得以正当通过——由主管部门制定，公开，不追溯等——然后得以正当地执行。这就是一个狭窄、律法主义和程序性的观点：“法制”而非法治。它忽略了一些法律可能是非正义、确实是由暴君操纵的事实。种族隔离就是由自身就不公正，且违反国际人权法的规则管理的情况的一个例子。

法治的第二种看法则深刻得多。法治包括看待法律最终对《世界人权宣言》及十份伟大的人权条约和宣言中所规定的人权的法律保护作贡献或者是未能作出贡献的方式，这些条文自身就是从人类经验长期的苦痛中汲取的智慧，并以习惯法和宗教法为根基。

这些普世人权原则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对酷刑的拒绝，免受非法或任意逮捕或拘留以及公平审判的权利。它们包括平等，获得教育、医疗、食品、住房、衣服和社会保障的权利。拒绝任何形式的歧视，无论其基于性别、种族、民族、肤色、信仰、性取向或任何其他因素。言论与结社自由和隐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里的问题便是公正：法律是否是公正的?

法律制订过程的质量与法律的质量同等重要。法治需要透明：不应该出现秘密的规则。受到直接影响者的意见应该受到考虑。而包括国家自身在内的所有人、机构和实体——无论是公共还是私有，都必须对任何违法行为负责。只有法治的视野才能防止制订的法律允许酷刑或剥夺妇女或少数族裔的投票权。也只有这种基于在共同利益方面的平等、参与、透明和问责的视野才能创造出弗洛伊德所说的“感情纽带”

让我回到仇恨和暴力的话题上，它们的终极表达便是对所有人类生命的蓄意毁灭。恐怖之前往往会出现慢慢发酵的仇恨泡沫——首先是口头上的，随之发展成个人行为中的人身威胁和袭击，接着是渗入所有行为和法律的歧视，最后导致大规模暴力的爆发。但最开始仅仅是口头的言论。

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表达自由明显是保持人类尊严的基础。这是民主赖以生存的自由，因为它为个人打开了索求其他所有权利的大门。它实质上是思想自由产生意义的窗口和途径。“感情纽带”也需要言论自由。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暴政以及极端情况下的暴行也将繁荣生长——而正是如此，暴政总试图予以镇压。问题在于，为了强加其意愿，暴政常常会歪曲其他行为者对它的使用，滥用之，并将其巧妙地转变为煽动仇恨。而且不只有保证会这样做，那些充满偏见和沙文主义并最终充满仇恨的行为者也会这么做。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指出了第19条中表达自由权和第20条中煽动仇恨的区别。后者写道：“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因此，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便是如何明确其界线，以及在两者互相转变时如何识别。

表达自由自然需要宽广的空间并具有扩展性——因为你可能受到冒犯。而虽然在理想情况下人人都应享有表达自由，而实际上，一些社区认为它只能被少数人（边缘）享有，因为大多数人深知如果许多、大多数或所有人全面行使这种自由时的危险，因为随着人数的增加，违反第20条规定的风险便会急剧增大。然而，由于我已经提到的原因——第19条仍是制衡暴政的最佳手段，分隔这两条规定的阈值也应保持较高。

鉴于这两条规定的重要性，我的办事处从2012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旨在识别有助于加强我们对两条规定界线理解的因素的专家会议。他们审议了：背景，意图，发言者/作者人选，表达的形式、内容和范围，以及暴力的可能性和紧迫性。其正式成果被称为“拉巴特行动方案”，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该举措目前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我们也与民间社会，尤其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就其进一步制订和扩展进行合作。实际上，我们正在努力巩固弗洛伊德“感情纽带”的基础。

但社会——包括民主社会中还存在更广泛和险恶形式的不容忍现象，这些现象不应该并且可能不能通过刑法的禁止和应用来解决。我们应该如何解决成见和偏见问题？又应如何解决给如此多互动带来阴影并塑造出人类被划分为迥然不同的群体的险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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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反犹主义、恐伊斯兰心理、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反移民心理再次激增——不仅在欧洲，并且在世界很多其他地区。所以我们是否能够加以纠正？来自不同背景、历史和宗教的人们是否能够共同生活，并在不排挤他人的情况下保持自我？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这些城市在文化和族裔上正变得越发多元。在这样一个我们遇见来自不同文化或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的世界上，是否可能创造和保持同理心的纽带，以使我们共同生活在和平中？

答案是肯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但又不在正式教育中——而是源于开始于小学，被对人权的基本理解定型的教育。权利教育——关于人权的内容和原因，世界的小公民必须知道他们也有权利，他们必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心理取向、人性和心胸保持批判。儿童和成年人都能够学会维护他人的尊严，并学会分析在生活中出现不安全感时使得我们责备他人的直觉。世界各地的学校自身必须也能够行使它们希望教授的权利，环境本身必须能够促使这一点。

因为邪恶并非希特勒、波尔布特、托尔克马达斯和帖木儿等道德怪兽的专利。正如奥利振（Origen）所言，选择善恶的力量在我们所有人手边。道德空白——对他人命运的漠视——就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理解它，但我们必须抵制它。当人们缩回对他人命运的漠视，这可能是出于恐惧。还可能是部分空白——“我们”的群体是重要的，而“他们”的群体却不是完全平等和值得享有人权的。对归宿感的需求——我们很重要，他们不重要——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但到的空白和歧视的方式会指向仇恨和世界战争。如果不加以制衡，这将威胁到我们所有人。

学校并非唯一的学习场所，我们在整个生命中都在学习新的知识。但是学校可以创造并向外辐射出一种尊重的文化。不仅仅在道德课上，还在整个学校课程中。例如，我越来越好奇的是，世界各地大多数学校为何只关注它们自身国家的狭隘历史和地理，而忽视许多学生可能在其他文化中寻到来源的事实。为了更多的尊重和对世界更好的了解，我们为何不能引入全球历史的课程。

这个现在几乎没有学校和大学教授的科目可以带来一种源于各国的共同归宿感。世界各国社会在文化、经济、生态和人口方面的互相联系。这些人们努力走出传统的方式。以及深入的移徙历史，灌溉了所有文化的人们的影响力。这些课程将必定会使我们坚信人类平等。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家庭，逃离1994年冷酷刀锋的图西族家庭，逃离战争、迫害或经济绝境的妇女、男性或儿童——所有这些人都应该享有全部人权。

我们的星球是不可分割的。已经不存在任何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国。也不存在针对任何群体可接受程度的歧视。但随着过去一个世纪可怕战争的记忆渐渐淡去，它们的教训也许看起来不再紧迫。我们的警觉性也逐渐消失，我们开始遗忘那种不容忍，虽然它最初只是轻声低语，但终将会演化为毁坏人类生命与和平的运动。

我们必须树立起尊重和接纳，而且不仅是在我们社会中的容忍——并坚持不懈地维护法治和同理心的纽带。只有这样，每个政府、每个社会以及我们所有人才能以最实际的方式体现我们平等和普世人权的原则，并防止我们变为充满痛苦的肮脏小屋，使我们在这个名叫地球的蓝色小珍珠——所有人类的家园中保持和平和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