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发言，项目2，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

主席先生，
各位阁下，
同事们和朋友们，

我很荣幸向各位呈报我办事处在2014年间的工作。这份已经公布的年度报告概述了人权高专办将人权规范转变为全球人民现实的努力。

我向各位发言的时机可能正是这个年轻而动荡的世纪的转折点。目前存在一种切实的危险：舆论领袖和决策者在回应极端主义暴力时，可能会放松支持着全球安全体系的深层次原则——这是各国在70年前为了抗击恐怖战争而建立的。

打击恐怖主义是一场维护民主与人权价值观的斗争——而不是要破坏它们。我办事处大力支持世界各国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支持其确保恐怖主义的肇事者、资助者和军火供应方被绳之以法。不过，不够具体、不成比例、残暴而管理不善的反恐行动会违反我们试图捍卫的准则。它们也可能会给恐怖分子送上宣传工具——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既不自由，也不安全。

塔克菲里运动、极端主义的根本原因、反恐行动

所谓的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运动大肆传播其在叙利亚、伊拉克和最近的利比亚的恐怖行径，蓄意公开上演一幕幕残酷场景。我对这个团体引起的大规模痛苦感到震惊：儿童权利委员会几周前强调的谋杀、酷刑、强奸以及买卖儿童行为；大规模斩首；在笼中将人烧死；针对族裔和宗教团体的疑似灭绝种族行为；废弃正当程序；酷刑；剥夺收入和各种服务与资源；雇佣童军；破坏人类文化遗产的组成；还有最严重的一点，对妇女和女童权利尤为恶劣而全面的攻击。

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组织的屠杀行径包括将年轻女孩作为远程操控的炸弹，一旦爆炸，就会撕裂她们和其他许多人的身体。和“伊斯兰国”一样，博科圣地绑架、强奸和奴役妇女与女童，雇佣童军，洗劫资源，判处任意而致命的惩罚。该组织估计造成了100万人出逃。日益激烈的战斗跨越喀麦隆、乍得和尼日尔边境，这致使各个邻国部署了部队，非洲联盟也已组建了一支区域多国联合工作队（MNJTF）。人权高专办向喀麦隆部署了工作人员，为极北地区的人权状况提供可靠信息。他们也将为联合国的对策做出贡献，包括支持联合工作队的运作，特别是将规划过程中遵守人权、人道主义和难民法主流化。

我一定要指出，观察员们在过去一年中汇报称，反暴乱措施中出现了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及其附属民兵的重大人权侵犯行为。这包括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与即审即决。负责即审即决和酷刑问题的两位报告员都已提到一些指称：在2014年3月博科圣地袭击吉瓦（Giwa）兵营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据称处决了600多名涉嫌为该组织成员的人。如果属实，这将构成战争罪。尽管世界各地的反暴乱部队面对着艰难的局面，他们务必要根据国际人权义务坚持法治。这不仅是一个绝对重要的原则；它也是一种有效战略。认为政府会试图保护自己的社区有很大可能与当局合作，而不太可能倾向于反叛组织。

在利比亚，大量全副武装的组织的不法行为已经造成了越来越令人警惕的危机。我办事处和利比亚支助团报告了任意杀人、袭击受保护平民场所、绑架、酷刑和其他形式的严重虐待等行为。人权维护者、记者和某些少数群体受到了威胁和袭击。利比亚的动荡令人深感不安，并且明显造成了跨越边境的影响。我办事处将在本次会议期间向理事会提交一份详细报告。

我也越来越担心也门境内危机的人权影响。我们驻也门的办事处报告称，各方都犯下过违反国际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且完全不受惩罚。这包括杀害平民；攻击并利用学校和医院；雇佣童军；任意拘留；酷刑。鉴于该国长期发展落后，包括营养不良率局世界前列，也门的危机会对平民产生深远的影响。此外，动荡的局势也造成了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后果，最为显著的是在移徙方面。

索马里几十年的冲突经久不息。不安全仍是一大挑战，我办事处已经了解到大量人权侵犯行为，包括任意处决、袭击记者和定点杀害政治人物。军事运动继续造成着平民死亡、破坏和流离失所，我敦促冲突各方在开展军事行动时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

各位阁下，

打击极端主义暴力的任何对策如要真正有效，就必须目标明确、适度而合法。军事行动、金融制裁和阻止武器流入的努力——例如联合国的武器贸易条约——也许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但是也需要其他行动来消除助长这类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人大批加入这类极端主义运动，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地、难以置信地受到了催眠。极端主义——不论多么令人厌恶——是由观念孕育的，也是由多年暴政、腐败、压迫、歧视、剥削和忽视社区合法权利造成的疏离孕育的。

因此，叙利亚政府的报复行为——从四年前开始，他们对原先的和平抗议者开展了暴力压迫运动——现在已经演变成一拨又一波来自各方的无情攻击。安全理事会因为否决和威胁使用否决而陷入僵局，它无力介入并改变破坏和屠杀的局势。叙利亚冲突已经杀死了逾20万人，而且每天还在造成更多死亡。冲突还包含了对无数人的酷刑和虐待；强迫人们逃离；剥夺体面生活所需的更多基本条件，包括教育、食物、保健和住房权。

叙利亚的各起事件也对邻国造成了严重而危险的影响。这场破坏是塔克菲里思想崛起背后的一大因素。

在伊拉克，独裁、制裁、占领和派别政治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暴力和对人类生命的普遍蔑视。不过，新政府表现出了打破这一模式的可喜迹象。

我相信，从50多个国家投奔“伊斯兰国”的许多新成员是受到有关压迫和同情的说辞吸引：他们对其眼中自身背景下的不公正待遇充满盲目的愤慨，可能真的会认为他们是为保护受虐者而加入其中。我们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寻找这类宣传——“请来到叙利亚，通过为受折磨的孤儿做出牺牲，给你的生命赋予真正的意义”。

大多数“伊斯兰国”的受害者也是穆斯林，这一事实并不广为人知。让“伊斯兰国”失去信誉的真正思想运动需要运用这些事实。此外还应该尝试将新的勇气带给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和平而宽容的穆斯林，鼓励他们表明立场，声明其信仰的本质。不过最重要的是，打击极端主义暴力的斗争必须解决助长暴力的不公正远见，以及羞辱、不公平和歧视的经历——虽然不能说是借口，但它们可能会激起破坏欲。

在近期巴黎遭到恐怖袭击后，我对法国总理所承认的话印象深刻，他说，“许多恶行撕咬着我们的社会”，包括“地理、社会、族裔隔离……（和）日常的歧视”。为了从长期削减极端主义的力量，我们需要那种明确的远见——随后开展辛勤而细致的工作，纠正这些人权侵犯。

恐怖主义袭击不能摧毁我们社会立足的价值观——但法律和政策却可以。那些创造了所谓“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的措施——例如任意或长期拘留；酷刑和虐待；侵犯隐私权的大规模监控；不公正审判；歧视性的警务；滥用立法以限制和平抗议与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属于人权侵犯。它们产生了合理的怨恨，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削弱了国际社会的重要价值观。

在美国，参议院关于反恐行动背景下的酷刑报告是勇敢而值得称赞的，但也令人深感不安。对于一个如此信仰人权却又在危机时期迅速抛弃其基本理念的国家，这不但令人震惊，也令人悲哀。然而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敢于同样公开调查、公开承认反恐行动造成的人权侵害——而许多国家应该效仿。

根据国际法，报告的建议必须通过真正的问责得到遵守。酷刑是没有诉讼时效的，酷刑不得被大赦。此外还应该对美国违反酷刑这一绝对禁令的体制和政治原因进行审查，并考察确保其永不再犯的措施。

参议院报告明确表明，美国官员在9/11后所允许的无视正当程序、使用酷刑和集体惩罚并没有让全世界——以及美国——变得更好。相反，它们增加了恐怖主义威胁，助长了这种威胁的壮大所赖以为生的冤屈。关塔那摩的橙色囚服是“伊斯兰国”和其他组织的雇佣工具。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已经承认，关塔那摩已经成为了“我们敌人的宣传工具”。

公共自由和言论自由

各位阁下，

恐怖主义袭击，尤其是对媒体的袭击可能对言论自由带来寒蝉效应，而造成这种恐惧正是他们的目的。然而，政府施加的限制才是言论自由的主要障碍。

我对世界各地区许多国家对公共自由持续施加严苛限制的趋势感到不安。我指的是对游行的军事镇压，在充满政治动机的审判中对人权捍卫者、记者和不同政见者判处重刑，人们仅因在推特上发文便受到严酷惩罚，审查，对民间社会运动的压迫性和非法规定，在虚拟空间中使用新技术遏制人权，以及过分宽泛以至不公和损害公民自由和人权的新安全法。

然而，言论自由是每个充满韧性和参与性社会的重要支柱。形成平等观念的自由推翻了殖民主义，并为每个反对歧视和不公的运动注入能量。我们需要全面、充分和深远的言论自由来打击独裁或极权主义，消除歧视，实现正义和问责。没有自由的言论便没有善治。

当强大的领导人因一条推文、一篇博客或一名高中生的演讲而感到威胁，这便指出了他们深刻的潜在弱点。当作家被绑架、监禁、鞭打或杀害，当记者遭到袭击、性暴力、酷刑或残杀，当和平抗议者被暴徒枪杀，当人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和土地维权人士以暴乱的虚假指控被逮捕或监禁，当报纸被打压或关闭——这便打击和伤害到稳定治理的基础。

主席先生，

我对世界各地针对人们的宗教信仰，包括其礼拜场所进行袭击的上升趋势感到震惊。我们不断看到种族和宗教仇恨的恐怖行径，包括在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国家，另外还有不公正的警察执法、日复一日的侮辱、排斥和机会方面的障碍。显然，恐伊斯兰、反犹主义和针对基督徒或其他群体基于信仰的袭击都是同样有毒的不容忍表现。

今年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通过50周年纪念，这也是我们最早的一部核心人权条约。这五十年中，我们见证了许多伟大的成功，但也见证了无数悲剧。根据公约规定，委员会成员多年来的不懈努力以及民间社会强有力的声音，许多国家已为人们免受种族歧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但这种保护不能屈从于煽动仇恨之火的政治压力。

正如公约中明确指出的，语言能煽动行动——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是充满暴力和仇恨的行动。我的办事处一直以来都在采取一系列重要努力，以促进各方更有效地落实公约禁止倡导构成煽动歧视、敌意和暴力的国家、种族或宗教仇恨方面的规定。我敦促各国参照《拉巴特行动方案》中关于被禁止的言论种类，并落实第16/18号决议以打击不宽容、侮辱、歧视、煽动暴力以及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暴力侵害行为。

在民主空间缩小方面的相关国家

主席先生，

国家立法应给予人权捍卫者、媒体、不同政见和民间社会团体足够的空间、鼓励和保护，这也是同样重要的。以人权为核心任务的民间社会运动不仅能够深入实现赋权，还能为每个健康的社会揭露出应解决的困难。

我深受鼓舞地注意到，突尼斯已经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稳步进步。我们目睹了公正的选举和和平的权力交接。该国通过谈判而非暴力解决不同意见，并正在采取重要措施加强人权保护和巩固法治。此外，该国已着手采取重要措施来解决过去违规和腐败等遗留问题。但重塑人民的信心仍任重道远，绝不能容许倒退。我们在突尼斯的办事处目前正与各部门和利益攸关方紧密合作，以协助确保出台预防和保护人民免受人权侵犯的机制，并确保过去的受害者能重获正义。

我还乐观地认为，2015年将成为关乎哥伦比亚未来和平的决定性一年。经过了五十年毁灭性的内战，我们相信该国政府与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和谈能取得成功。60名受害者在哈瓦那的谈判桌上出面作证，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我对在这一进程中纳入他们的需求和观点表示欢迎。

在泰国这个曾是东盟背景下民主力量的国家，军事当局仍在戒严法下压制反对者的声音。自2014年5月政变以来，已有1000多人被传唤或拘留，其中许多人都被带上军事法庭。有关批评君主的法律禁令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目前起草新宪法的关头，需要言论自由来确保真正的辩论。

在俄罗斯联邦，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杀害反对派领袖和人权捍卫者令人严重关切。随着民间社会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我敦促政府确保非政府组织、人权捍卫者和媒体在履行其重要职能时获得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必要空间和保护。另外在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还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进展——尤其是影响到克里米亚鞑靼人的人权侵犯行为——其地位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领土完整的第68/262号决议中已作出规定。

我仍对委内瑞拉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深感关切，尤其是该国政府对批评与和平表达异见的激烈反应。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令人深感不安。我们还多次收到有关该国对人权捍卫者进行恐吓和公共诽谤的报告，其中包括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我对反对派领袖和示威者仍遭到通常历时较长的监禁尤感担忧。

在缅甸，经过多年的改革后，该国仍有镇压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的倒退征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宗教谩骂的趋势也引发了对妇女和罗辛亚等少数群体的倒退措施。该国北部和东北部武装团体和军队之间的冲突也对平民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在土耳其，最近对安全法的修订如果得以通过，则可能对该国人权和自由产生破坏性影响。我敦促政府考虑民间社会的意见，使规管执法官员使用武力的法律符合国际标准，并确保网络和现实中的言论自由获得法律保护。我还想鼓励当局完成设立一个负责监督警察犯下的人权侵犯指控行为的独立监督机构的重要举措。

沙特阿拉伯的人权仍引人关切，包括在人权捍卫者状况、死刑的应用和使用肉刑等方面。一个理事会独立专家组已呼吁沙特阿拉伯使其司法系统符合国际标准，我对此表示赞同，并注意到有充分证据证明死刑对减少犯罪方面没有影响。

我还对印度尼西亚、约旦和巴基斯坦这些曾经暂停死刑的国家恢复使用死刑，以及中国、伊朗、伊拉克和美国维持高比例的司法处决深表遗憾。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布隆迪这两个国家，我对其在选举临近时对媒体、结社与集会自由和民主空间上施加的限制深感不安。在最近几个月中，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人权办事处已提供了有关政治反对派和民间社会行为者遭到安全与防卫部队的打击，数次游行示威遭到包括在该国各地使用致命武力在内的暴力镇压，且至今未受惩罚等报告。最近布隆迪西北部的武装入侵造成了大量生命损失，这也是该国在准备全国大选期间的重要问题。

我尤其痛心地指出，坦桑尼亚、布隆迪和其他可能的地方即将到来的选举可能严重危及白化病人的人身安全。用他们的身体残骸进行旨在带来好运的仪式是十分令人震惊的，所有相关政府也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保护危险群体的安全。

我们将在理事会届会期间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整体人权状况进行单独和全面的探讨。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一些有关言论自由和其他公共自由的问题，这在报告期间已严重恶化。以色列安全部队在东耶路撒冷的游行中使用武力，以及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在西岸使用武力都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伤亡。政治反对派群体成员也经常被西岸和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逮捕和拘留，这使人担心反对派会遭到扼杀。加沙当局也在镇压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和言论自由。人权高专办仍不断记录到对参与公共活动的记者和人权捍卫者进行逮捕和拘留的案件。

在匈牙利，最近针对民间社会组织（包括人权工作者）的行动属于破坏公共自由的一系列行为的一部分。我们还注意到限制性的媒体法律和挑战司法独立性的行为。我敦促该国政府确保包括捍卫少数群体权利者在内的民间社会的批评声音得到鼓励。

亚美尼亚最近袭击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行为者的浪潮也令人忧心。在阿塞拜疆，民间社会和人权捍卫者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到阻碍，其立法也使得非政府组织无法为其合法活动获得国内赠款，更不用说外国赠款。

在中国，快速的发展步伐和持续改革造就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但对言论自由的宽容仍然反复无常，虽然人权捍卫者、律师、记者和其他活动家能为该国的透明和问责作出积极贡献，他们却常常面临惩罚。

在越南，独立作家、博客作者和人权活动家面临着来自警察和当局的骚扰、逮捕、恶劣条件下的监禁和刑事定罪——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会以“传播反政府材料”或“促进反动思想”等模糊罪名判处重刑。该国政府限制独立媒体、密切控制出版物、广播和电视台并限制互联网连接。

在孟加拉国，一名具有自由思想的博客作者和他的妻子上周遭到的骇人袭击反映了该国不断升级的政治暴力气氛。至少有80人在政党和安全部队之间的纵火袭击和冲突中被杀害，其中包括几名儿童。民间社会和言论自由也遭到极端分子和严厉的官方回应的攻击。我想加入秘书长对所有政治领导人平息暴力、寻求政治对话途径并确保尊重人权的呼吁。

其他令人担忧的国家状况

在乌克兰，暴力的进一步升级对520万生活在东部冲突区民众的人权来说可能是灾难性的。这次危机为所有认为欧洲这个大洲再也不会发生战争的人敲响了警钟。人权高专办乌克兰监察团的部署迅速且广泛，至今已发布的九份公开报告显示了其艰苦的监测，其工作具有典范性，我们强烈希望各方将遵守当前的停火以及明斯克协定的所有条款。行动第二年，除了监测，监察团还将致力于能力建设和技术合作，并就保护方面的事宜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作为联合国人道主义紧急应对方案的一部分。

在南苏丹，发生全面族裔战争的风险始终存在。由于冲突以及大量由此引发的流离失所，饥荒正逼近这片土地。儿基会报告称至少有22.9万儿童严重急性营养不良，即便能够生还，这也可能产生永久性的伤害。无数人权侵犯行为被记录下来，包括法外杀人、强迫失踪和性暴力，人们单单因为族裔就成为了目标。政府和反对派武装在保护平民并对肇事者问责方面存在明显失误。联合国平民保护区继续为10万多平民提供庇护。最终的和平协议按计划将于本周签署，但近期的迹象并不乐观。上月，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蒙诺维奇（Ivan Simonovic）访问了该国，并向政治和军事领袖再次重申强有力的问责讯息。

中非共和国的冲突和暴力继续引发大量苦难，特别是少数群体和流离失所人群。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过渡当局应该努力克服教派和族裔分裂。确保对严重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问责仍是一大优先事项，为处理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设立特别刑事法庭并确保为其运行提供足够的资金至关重要。

苏丹和达尔富尔的情况也很恶劣。平民的困境特别令人担忧，单单2014年，就有超过40万的人口流离失所。人权侵犯行为十分普遍，包括法外杀人、强迫失踪、性暴力以及冲突各方针对平民的袭击。对于萨比特村（Thabit）发生集体强奸的报道，我非常担忧的是政府拒绝让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进入进行一次全面的人权调查。
墨西哥是不加控制的刑事暴力可能威胁来之不易的民主成果的鲜明例子。我一再表达我对于中美洲和墨西哥普遍暴力现象的担忧，也对有组织犯罪、安全部队和地方及中央当局之间被指存在联系表示担忧。伊瓜拉市（Iguala）43名学生失踪绝非孤立的事件，它挑战了当局，让它们果断决策终结有罪不罚现象并预防未来再发生这类罪行。

本届会议将是反思理事会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问题工作后续行动的机会。一年前调查委员会呈交委员会的报告激励了国际关注和行动，包括安理会12月关于这一问题的简报。成员国目前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决心，要求进行改善并对肇事者问责。同时，我们欢迎朝鲜对更充分地与国际人权体系互动表现出初步的回应信号。我非常高兴地向各位报告，人权理事会在上一份决议中设想的基于实地的架构不久后将在首尔启动，它将成为关于这一问题新的信息收集、文献归档、技术援助以及外联的中心。

在本届会议上，成员国还将审议我的一份报告，报告内容关于落实人权理事会斯里兰卡问责与和解问题的第25/1号决议，包括由理事会授权的综合调查的结果。在严肃反思并考虑调查组专家的建议后，我建议将报告的呈交推迟至9月人权理事会的第30届会议。这是基于我对斯里兰卡多变情况、政府表示的各种合作信号以及报告可能获得新信息的评估。

政府已经同意邀请寻求真相、司法、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被强迫和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和我本人在9月届会开始前访问斯里兰卡。在这期间，人权高专办工作人员还计划与当地的所有利益攸关方共同推进过渡司法议题。这是政府为长期和平与和解的司法奠定基础的唯一机会。我促请当局与民众进行深度磋商，特别是受害者，以设计可以奏效且不会重蹈覆辙的机制。

国际伙伴关系

对于众多关键问题，只有合作可以得出真正的解决方案，2015年将是国际伙伴关系尤为重要的一年。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是可以终结贫困的第一代人。我们也是在为时过晚前可以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最后一代人。”

要解决贫困问题，承认其成因至关重要，成因的核心是歧视和权力问题。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被剥夺了机会和资源；因为他们受制于有权势个体的幻想；因为公共资源由于腐败和治理不善而被占用；还因为他们的声音被压制和被拒绝。

经济和社会权利创造了强健的社会。它们并非和平时期可选的奢侈品，它们是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充分含义，也是创造和平并为真正的发展提供动力的工具。参与性社会可以从所有人的技能中获利，包括女童、妇女、少数群体以及之前遭受种姓歧视的人。如果提供充足的服务，比如良好的健康、教育和住房服务，所有人都能获得大量的经济好处、稳定和平的红利。

相反的，如果搁置或不履行尊重、保护和实现这些权利的国际人权义务，整个经济和社会都将后退。

埃博拉疫情强调了经常被忽视的重要事实，即人权是对预防并打击重大疾病相关的危机极其重要的实用工具。如果之前遵守充足食物权，卫生政策在构想过程中涵盖了当地社区的参与且对其负责，那么很有可能更容易控制疫情的爆发。结果将是死亡人数更少、孤儿更少，每一个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伤害也更少。
埃博拉之后，我们必然都要承认，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服务不单单必要合理，成本更低于解决由匮乏所引发的灾难。世界就是无法实现忽视健康权等基本权利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吸取长期的教训，把人民及其权利为食品、住房、卫生、教育以及其他所有政策的中心。

移徙是另一个急需各国更周全且协调地行动的问题。自动驾驶的幽灵船驶向欧洲海岸，希望海岸警卫队会救援船上的人，还有男男女女不顾一切——有时甚至付出生命——爬过铁丝网时皮开肉绽的恐怖场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进入西欧，寻求更美好、更平静的生活：这样的场景无法忍受。

它们并不仅限于欧洲。在美洲，数十万人被迫逃离犯罪团伙猖獗的暴力行为，可能在行程中成为犯罪团伙的鱼肉。在印度洋，那些企图通过船只到达澳大利亚的非正规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正在被拦截，并移交至更没有能力接收他们的国家的羁留和安置处。我们要寻找更周到且更协调的移徙应对方式，这个问题迫在眉睫：这些对策应是人道的，且充分承认每个人在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各个节点享有的人权。

我希望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将启发我们所有人了解歧视所产生的深层危害。我个人深受许多非洲人后裔思想家的启发，每个地区都有许多人继续忍受着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剥削，这是对我们所代表的人权的可怕侮辱。

我还想强调，让妇女参与关于如何战略回应极端主义暴力、歧视以及所有形式的贫困的所有讨论刻不容缓。我们对极端主义团体残忍行径的部分回应必然是要废除歧视性立法，落实包容性和非歧视性政策。今年是《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0周年纪念，我们可以借此机会，在口头承诺上更进一步，追求性别平等——真正挑战并摧毁延续了对妇女歧视的权力结构和动态。

主席先生，

人民才是用劳动维系政府、创造繁荣、治愈并教育他人并为政府和其他服务付款的人。正是他们的努力创造了国家并使其得以延续。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服务人民，而不是相反。

保护人权、打击歧视和剥削并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要比扼杀权利、阻碍机遇并压迫自由的政府更加繁荣和稳定。当人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并拥有尊严，他们就有机会展现技能，获得更公平的资源分配，他们就形成了有韧性的社会。当他们被冤枉，权利被侵犯时，就一直会有发生骚乱的威胁。尊重人民的人权并不会造成动荡，但打压合法的反对派至地下活动则会。

人权高专办重组

下面几分钟我给大家讲讲我周一时提到过的我们关于改变管理的新倡议。该倡议基于功能性审议的成果。这将让我们在保护和促进人权、并像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分支机构所呼吁的那样履行任务授权方面更有效。这还能产生结余并再投资于核心活动，增加工作人员流动性或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人权高专办的工作人员已知晓这一倡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也已获悉这一情况并表示支持。

功能性审议是由外部专家领导进行的综合项目。该审议考虑到了一系列内部讨论和外部审议，涉及大量工作人员的广泛磋商和分析，并明确了进行组织变革的迫切性。

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内，对实地任务的需求大幅上升。2014年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乌克兰等危机，对过去或当前的危机进行新的人权调查或实况调查访问令我们当前的挑战更为严峻。人权高专办收到各国技术援助的请求也正在飞速增加。这都意味着人权高专办需要将更多的资源从总部转移至实地，立足于十年前的决定，重视实地工作。

同样的，联合国领导和成员也越来越关注人权：这反映在秘书长的“权利在先”倡议、2015年后发展议程、人权高专办在安理会的参与度越来越高等事实中。这需要对我们的纽约办事处进行同等程度的强化。

基于功能性审议，我决定改造人权高专办的结构。我们将把一些资源转移到我们旨在资助的国家和我们有责任保护其权利的人民附近。我们也会加强我们在纽约的存在。我们将继续把日内瓦作为重心，继续满足理事会和其他机制的需求。

根据与目标东道国的协议，我们将新设7个区域中心，定在联合国存在已经比较强或人权组织等区域性组织设立总部的地点。我们在纽约更强的存在将反映我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关于和平与安全、发展权和法治的讨论。

在位于日内瓦的人权高专办总部，我们会压缩组织架构，精简报告流程并将权力下放至尽可能低的层次。我旨在形成创新文化，并为创新和创造性地回应我们所面临的极端复杂的人权问题提供支持。我计划在日内瓦设立三个技术司，而不是之前的四个：新的机制参与司；综合国家参与司；以及研究、政策、方法和特别程序司。

我们正在准备一份详细的执行计划，将我职权内可以采取的行动和需要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流程考虑在内。三月底，我将与高级工作人员一道审议执行计划，以讨论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我们将考虑如何最好地审议我们在联合国战略框架中的构成，承认这是对资源的再分配而非政策或方案的战略改变。

落实这一变革进程将彰显我们适应日益增强的期待和责任的能力。这还将显示人权机制与我们的国家参与的持续相关性。最后，它将让我们更有能力有效且高效地履行我们的任务授权。我很确定，有你们以及成员国的支持，我们会很成功。

在过去的几天内，我有幸与来自6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的团长进行了会谈，这些双边会谈信息量十分大。然而，成员国要求我在发言前48小时将讲稿予以传阅，因此发言可能并未反映这些会谈中向我传达的一些意见。主席先生，我建议我们未来考虑一种不同的形式，让高级专员在本次互动会议上的报告可以借鉴高级别部分双边会议中得出的信息以及人权高专办、民间社会和国家人权机构所传达的信息。

主席先生，

我坚定地相信，人权是创建安全且和谐的社会的唯一可行之路。值此《联合国宪章》70周年之际，我相信你们会同意，人权高专办持续的能力和独立性以及我们支持各国促进人权的努力对全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至关重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