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 在“教育推动和平”会议上的主旨演讲，日内瓦万国宫，2015年1月14日

联大会议厅

各位阁下，同事们和朋友们，

我们在此庆祝的不仅是一个，而是两个重要的纪念日：《联合国宪章》70周年，以及全世界最古老的国际学校——日内瓦国际学校成立90周年。

我认为——从非常自私的理由出发——我应该聚焦于第二个纪念日。如你们所见，我已在联合国任职。但我仍在急切地等待学校空位，让我的孩子入学。

所以我要与诸位讨论教育的重要性，承认古怪而伟大的英国喜剧演员——斯派克·密立根（Spike Milligan）不朽的格言，他的观点与所有教师的说法几乎相反，他说：“教育并不是一切。首先它就不是一头大象！”

确实，教育并非一切，但正确的一类教育却能代表一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接下来所说的，是从我过去其他演讲中总结的内容，如果诸位愿意我继续，这会是一场强有力的演讲，对在座的年轻听众来说可能不易接受。但我希望这能在未来引发课堂上的讨论和辩论。我这样说的部分动机也源自上周巴黎的恐怖事件，以及13天后到来的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

90年前成立国际学校的人们希望营造一种环境，让外交官的子女与其他具有国际思维者的子女走到一起，共享课程；如有必要，他们之后会回到各自的祖国——带着更广博的视野，并能理解其他观点。

这其中有：路德维克·拉西曼（Ludwik Rajchman），他是一名波兰裔犹太人，推动了世卫组织和儿基会的创设。亚瑟·斯维特斯尔（Arthur Sweetser），他曾是美国的战地记者，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极大震撼，将其一生奉献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教育推动和平”事业中。艾德华·克拉帕雷德（Edouard Claparède）是一名瑞士的神经学家，他在恐惧与记忆问题方面的工作被人铭记。

这些人都理解“恐怖”的含义。他们见证过战争和战争可以带来的破坏，特别是对儿童的伤害。他们急切地想要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再次发生，而正是这一代人把1914-1918年的战争称为“止战之战”，因为在他们看来，它造成的死亡和破坏规模似乎必然超过了所有其他战争。对于这些人以及其他人文思想家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似乎与20世纪早期特有的症结相互交织，例如秘密外交和民族主义。因而他们寻求为新世界建立基础。

日内瓦国际学校的创立是勇敢的寻求对策运动的一部分。国际联盟能解决国际争端；而国际学校这样的机构能塑造新一代年轻人，他们会摒弃民族主义虚荣和偏见。

两年前，我走访了纽伦堡的齐柏林广场——这是一片庞大的场地，约有12个足球场那么大，纳粹党于二战开始前一年曾在这里集会。这是一个恐怖的场所，几乎保留了当时绵延数英里的热烈纳粹礼以及仇恨言论的罪恶记忆。

在我访问纽伦堡几周后，我受邀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这又是一个悲惨的，令人作呕的场所。它让我想起了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所描述的一个场景。皮雷茨基与他人共同成立了波兰抵抗军，1940年，他故意使自己遭到逮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这样他就能了解那里发生了什么。他的生平故事不但极为激励人心，也带有惨淡的悲剧，我要把它强烈推荐给在座的所有人。

我脑中的这幅景象发生于1942年春天，当时的屠杀节奏正在加快。在结束一项工作任务后，皮雷茨基正在向灭绝营行进。他和他的战友们饥肠辘辘，邋遢不堪，身受重伤，濒临死亡；他们正要回到那个每天都有数百名男女老幼被毒气杀害的地方。然而他随后写道，“我们会遇到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外头漫步，在美丽的春色中呼吸，也会遇到妇女，她们平静地推着载着孩子的婴儿车——然后，一种令人不安的想法会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并回荡……反反复复，顽固地寻求解答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们都……是人类吗？”

难道我们不都是人类？怎么可能不关心我们人类同胞的境遇？那些青年夫妇缓缓走过悲惨的受害者，也几乎不会回避他们的目光，这些夫妇空洞的表情背后有着什么？

在此次访问奥斯维辛的很多年前，我曾在前南斯拉夫工作，担任联保部队的政治事务干事。那是一个充满残酷战争与屠杀的年代，绝大多数恶劣事件都在那时出现。

不过和这些惊人暴行几乎同样震撼的是，我们与无忧无虑的奢侈现代生活如此相近。一分钟前你还在战争场景中，那是进行中的惊人犯罪现场，一小时后你就能在维也纳或日内瓦参加外交会议，服务生会随口问你需要含气泡还是不含气泡的水，仿佛这种区别十分重要，值得一答。

“难道我们不都是人类？”这就是皮雷茨基让我触动的一刻，希望你们已了解其梗概。这是一件小事，但小事的巨大力量能够震撼你们。2005年，我受邀前往纽约，参加一场关于1995年7月发生、造成约8000人死亡的大屠杀的学术讨论，屠杀发生在波斯尼亚一个矿业小镇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意大利东部仅400公里处。所有学者都给出了很有说服力而复杂的解释，说明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如何、为何会发生。但轮到我发言时，我的情感汹涌澎湃——因为对我来说，就人类理性而言，完全没有答案能够解释所有酷刑、所有屠杀，或解释造成了这些屠杀的慈悲和同情的彻底缺失。

我在1994年10月经历过另一种强烈反差，当时我与一个联合国代表团从波恩前往前东德的哥达。当我们的飞机快要到达目的地时，指挥塔告知我们浓雾覆盖了机场，并让我们的飞行员改变方向，在附近的魏玛上空等待，直到浓雾散去。

我又接着开始读报。波斯尼亚的形势看上去极为严峻：仅在几小时前，萨拉热窝机场再次被迫击炮弹轰炸，而在这起事件发生前稍早，轨道上的机关枪袭击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和平进程实际上已经失败：似乎没有任何的希望。

我继续读下去：卢旺达人民依然受到系统性而无休止的灭绝种族行为的震撼，这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集体良知依然是如此地无力。这是一场用砍刀，用双手酿成的种族灭绝，普通人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邻居的砍杀，冷酷无情，也没有表面上的怜悯。

于是我们在魏玛上空盘旋等待，这是一座沉浸在明媚阳光之下的美丽城市。我向下俯瞰，想到了歌德与席勒无与伦比的艺术和学术成就——抱歉，我受过历史学培训，如果一个人喜欢历史，不论走到哪里，它都会变得鲜活。

然而在我们的飞机盘旋之际，我们可以看到魏玛北部的低空笼罩着灰暗的云层，它仿佛警惕地俯瞰着这座城市。在云层下有一座小山丘和一片空地。每飞过一轮——机翼每次扫过360度的时候都有那么短短的一瞬——我都能看到这片空地，它曾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所在。

魏玛总是清晰可见，沐浴着阳光；布痕瓦尔德则似乎不时地笼罩在阴影中。这又是宁静与恐怖的不和谐对比。这种场景的意义十分明确：不论我们的成就多么出众——艺术、科学或技术成就——我们依然生活在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谋杀年代”，一些人有能力对其他人施以邪恶与恐怖的行径，这种现象可耻地频繁发生着，考验着我们对人性的信念。

不过事实当然不止于此：各类不人道行为持续发生，最近发生在叙利亚的可怕事件又为此添上了一笔。正如一战并非“止战之战”，暴行的实施者以及犯下大规模屠杀和酷刑者似乎也不带有任何特征。令人失望的是，他们极为平凡。

他们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人。这种恶魔倾向或许潜伏在我们所有人身体里。和平或许并非生来就存在于我们的DNA中。我们必须大胆而明确地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是重新设定我们身上的软件——或许甚至是我们的硬件——开始改变人性。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道德，我们思想的明确性与开明性，我们的道德勇气。

教育推动人权

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当然必须依赖于教育。这种教育应该超越阅读、写作和算术，应该包含让儿童负责任地参与我们社区的技能和价值观。我越来越支持这种主张：任何教育如果缺少了强有力的、普遍的人权部分，那么它在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当今世界正开始面临的危机中，几乎是毫无价值的。

约瑟夫·门格勒（Josef Mengele）既然能犯下最为惨无人道的犯罪，他的医学和人类学高等学位又能给人性带来哪些好处？1942年在万湖策划大屠杀的15名与会者中，8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却严重地荼毒着全世界。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ć）是一名受过培训的精神病学家。波尔布特（Pol Pot）曾在巴黎学习无线电电子学。他们都未曾表现出一丝一毫的道德与谅解，他们的教育又有何相干？

当然我们需要学校来培养好奇心与智慧。复杂的几何学知识，或细胞分子生物学，或笛卡尔哲学——或人类璀璨智慧中成千上万个其他方面——都可以是宝贵的东西。但如果人性在真实而恶劣的自我毁灭面前崩塌，我们就未必需要聪明的人。

我们需要善良的人。同情心达到博士水平的人。能感受喜悦、慷慨和爱的人，将生命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充分融入自由与尊严的人。我们需要拥有坚强道德指南的人。

在这个星球上每个小孩9岁之前，我相信他/她应该掌握对人权的基本理解。在这一点上我绝非孤军奋战。66年前，《世界人权宣言》——它或许是现代最有思想、最引起共鸣的国际协议——的作者们认为，人权教育极为重要，因而他们将其写入了这份伟大的、奠基性的文件。第二十六条写道：“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此外，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已在多个场合申明，它们坚信人权教育是预防人权侵犯与冲突的长期战略的核心；也能用于推动平等与可持续发展；加强人们参与决策进程。世界人权教育方案的设立是为了鼓励更有力、更一致的国家行动。

即便是在幼儿园里，儿童也应该学习——并体验——关于尊重、平等和正义的基本人权价值观。从幼儿开始，人权教育就应该融入每所学校的方案中——包括课程和教材，政策，教学人员培训，教学方法和整体学习环境。

儿童需要了解什么是偏执和沙文主义，以及它们能产生什么恶果。他们需要了解，盲目的服从会被有权势者用于邪恶目的。他们还应该了解，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生在何方，长相如何，持有哪种护照，或他们的父母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种姓或宗派而变得特殊；他们应该了解，没有人天生优于其人类同胞。

儿童可以学着认识自己的偏见并加以改正。他们可以学着改变自己带有侵略性的冲动行为，用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他们可以学着感受调停者和援助者勇气的激励，而不是受到破坏者的鼓动。他们可以在人权教育的指导下，在生命中做出知情选择，用批判性的独立思维应对各种情况，并对其他意见表现出同情。

遗憾的是，他们必须了解齐柏林广场，布痕瓦尔德的阴影，砍刀的光芒，以及如今叙利亚、伊拉克、南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其他地点人们生活中的恐惧——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它们都不是遥不可及的。

这些教育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当然与高等微积分一样重要。

今天，在日内瓦学校这样的学校中——这也应适用于每个地方的每一所学校——儿童能够学到，没有人可以被一种单一的要素定义：国籍、意识形态或宗教都做不到这一点。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引人深思的著作《身份与暴力》中指出，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它们有关性别、国籍、语言、地域、阶级、宗教、职业、政治信仰和个人爱好。如他所说，“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在于一种简单但又影响深远的认识：我们都拥有许多不同的联系与归属；我们并非被某种单一类别严格地划分，不能被分为死板的、相互冲突的群体”。

每名儿童都应该能够理解，对“身份既模糊而又相互交叉”的这种认识——认识到我们人类集体中个人与文化灿烂的多样性——能带来巨大的成果。我有过这样的经历：经过一些讨论，每个儿童都会被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名言所激励，他期待，“有一天，人们不会再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接受评判”。

儿童完全能够了解人权的含义。他们也能够理解人权原则赋予他们的力量。每个儿童都能够协助塑造他/她的世界：这是由体型娇小，却具有强大象征力量的少女马拉拉给人们上的一课。她丰富了人类的道德遗产。我们不必接受已有的世界；实际上，我们不得接受。我们不必屈服于仇恨与暴力的黑暗诱惑：实际上，我们务必要找到抵制这种诱惑的力量。

随着我们进入这个新世纪，我们所有人都将面对疑惑甚至绝望的时刻。我们也会遇到可怕的苦难。但人权价值观的明确性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提供了基础。只有有了这些价值观，我们才能回答威托德·皮雷茨基在奥斯维辛附近那条道路上行进时遇到的问题：是的，实际上，我们都是人类。我们当中每个人的经历都至关重要。

我们在此庆祝日内瓦国际学校成立90周年，这是教育框架的一个良好实例：它努力传授可以促进和平的技能与价值观。希望这样的工作再持续90年。希望每位教育家都成为人权维护者，每所教育机构都成为容忍与尊严的所在。希望从这项工作中受益的学生们利用他们学到的这些价值观，在世界上创造更多的和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