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后议程的人权主流化问题

2014年6月13日

人权理事会主席先生，
前任主席，
各位阁下，
尊敬的各位代表，
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荣幸能与4位现任及前任人权理事会主席一道出席此次关于2015年后发展议程人权主流化问题的重要会外活动。

为了在联合国所有工作中及其与成员国的协作中将人权主流化，人权理事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将人权工作主流化方面，人权理事会在整个联合国的工作及其与成员国的协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权理事会可以发出一个传达强烈的信息，即人权必须被纳入成员国开放工作组正在纽约正着力起草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所有要素。事实上，成员国即将于下周在纽约就可持续发展目标“预稿”展开辩论，因而此次会外活动所探讨的议题恰逢其时。

回顾过去十年——从2000年千年峰会，到2005年世界峰会，到2010年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高级别全体会议，到里约+20峰会——成员国反复加强其确保实现人权的发展承诺，即：公民、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以及发展权。因而核心信息已极为清晰：人权与发展议程中的每个项目都息息相关。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个单独的2015年后人权目标，而是需要将人权标准和原则融入所有新的发展目标中。

为表明其含义，我要和大家分享4条简明的建议，希望能够激励大家今天的讨论。

首先，新的议程必须同时应对发展挑战的两个方面：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目睹缺乏免于恐惧的免于匮乏难以长久，且反之亦然。

令人高兴的是事，当我们审视开放工作组正在探讨的新目标草案时，许多社会经济目标已对关键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要素有所反映，继而使人们“免于匮乏”。实例包括旨在结束饥饿和确保“人人享有适足、安全、可负担和营养食品”的拟议粮食目标草案；以及旨在确保“所有男孩和女孩享有自由、公平和高质量初级和次级教育”的教育目标草案。显然，这些具体目标很大程度上源自国际人权规范，也纳入了有关消除贫困的关键内容而目标中纳入关于消除贫困的关键内容也借鉴了这些规范。

当前的“预稿”也涉及了“免于恐惧”问题，例如通过一个关于和平社会、法治和有效机构的目标体现。目前，具体目标已被提出，来应对个人安保、公平司法行政管理和有意义的公共参与等关键人权担忧——这些关键发展部门值得联合国提供支持。需要强调的是，较之15年前，这些领域的进展现可更好的得到衡量。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需要确保这些问题不因技术问题遭到“否决”，而是能够在接下来的谈判中予以保留。

第二，新的框架必须由平等和非歧视的人权原则为支撑。就此，我赞扬开放工作组对两个关键目标，即性别平等和国内及国家间平等的承诺。目前，性别平等的目标包括结束所有有害做法等针对妇女和女孩歧视和暴力的具体目标。它亦旨在确保普遍享有性健康权利及生殖健康权利，所有相关因素都应予以保留。边境平等目标包括旨在“消除歧视性法律法、政策和做法”以及“减少机会及社会群体产出不平等”的具体目标。这是基于千年发展目标的巨大进展，但我们需确保具体目标符合人权标准。

第三，新议程必须包括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国际政策与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人权保持一致。这意味着，举个例子，我们需解决全球治理中的权力不平衡并减少国家间的不平等。我们必须为发展营造有利环境，确保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国际合作体制公平，符合且尊重人权标准。

最后，2015年后发展议程必须以一个强有力的问责制框架为支撑，这同时涵盖着公共和私人部门行动方的问责。缺乏对进展的问责是千年发展目标未能完全发挥潜力的关键原因之一。倘若缺乏强有力的问责制机制，则2015年后发展议程就会面临成为空头支票的风险。

因此，2015年后发展议程需以“问责网络”为基础，即一个涵盖当地、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问责机制。这也可以包含政治问责机制的角色，如议会、国家人权机构等司法和准司法独立监管实体。社会问责机制也可被纳入其中，以确保民间社会能够监测新目标的进展情况。除国家责任外，私营部门的责任也需进行审查。《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为此目的提供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框架。

我们必须通过系统地分享不同问责机制已收集的数据来构建一个“问责制循环”。例如，由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和条约监测程序提供的有价值信息可被系统纳入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问责制框架，进而可能被附入纽约高级别政治年度论坛中。论坛也能从由普遍定期审议中从学到极为有用的信息，探寻如何组织一个成功的同级审议机制，并确保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的参与。

各位阁下，

2015年后发展议程代表着重新定义21世纪发展观念想法的独特机会——以《世界人权宣言》普遍人权宣言这一上世纪最为伟大的规范性成就为基础，从一套定义定位狭窄的社会经济指标转变为一套普遍、平衡且以人为本的议程。

因此，让我们确保2015年后发展议程以毫不歧视地、所有人免于恐惧和免于匮乏地实现发展为目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