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探讨了侵犯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述的减少经济不平等和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这一努力的影响。此外，特别报告员力求为所有致力于创造有利环境的行为体的工作作出贡献，在这个环境中，每个人，包括生活贫困或掉队的人，都可以成为其社区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推动者。

人们普遍认识到，一个活跃和不受束缚的民间社会对发展努力至关重要。过去50年来，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民间社会参与发展战略和方案。尽管有这方面的全球认可，但公民参与的空间却一直在缩小。各国越来越多地限制这些行为体，阻碍个人和团体充分行使和平集会、结社和表达自由的权利。特别报告员认为，此类限制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着明显的影响。

随着贫困问题愈发根深蒂固，更加难以根除，全球极端不平等现象继续增加——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直接相悖——一个关键的关切问题是，如果没有个人和民间社会行为方的积极参与，特别是致力于改善生活贫困者和远远掉队者的生活的那些个人和行为方的参与，发展政策及努力是否还能够持续。

摘要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探讨了关闭公民空间与消极的发展结果之间的各种可能关联，包括在消除贫困和经济不平等过程中的可能关联。特别是，特别报告员探讨了限制公民参与空间如何加剧对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包括边缘化群体的排斥，并永久延续当权者的特权。

特别报告员重申，行使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有助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创造、加强和扩展有利环境，让包括民间社会在内的所有行为体参与并表达意见和制定政策，使它们能够切实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他强调，不受阻碍地行使和平集会自由权和结社自由权对于实施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至关重要，因为这赋予人们权能，从而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为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特别是，这些权利为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提供了成为其社区发展推动者的机会。他们可以参与贫困干预措施以及影响他们生活的其他政策、方案和干预措施的设计、实施和监测，并追究责任承担者的责任。

他的结论是，发展行为体不应忽视关闭公民空间对其政策和方案的有效性构成的威胁。特别是，发展界不能只关注生活贫困和最边缘化群体缺乏物质资源和获得服务的机会，而忽视他们无法组织起来保护和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一事实。随着贫穷更加根深蒂固，世界各地的经济不平等继续加剧，导致不满并加剧排斥，完全与《2030年议程》相悖，这一点就变得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