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2019冠状病毒病芬兰外交部人权咨询理事会举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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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的讲话

2020年5月12日

感谢各位邀请我参加此次讨论。芬兰一直是为抗击新冠状病毒的全球政策作出贡献的众多国家之一。正如佩卡·哈维斯托（Pekka Haavisto）部长当初迅速意识到的那样，2019冠状病毒病正在对人权构成巨大且日趋严重的威胁。

疾病造成了大量死亡，因控制疫情所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也带来了巨大痛苦。大流行病还暴露了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弱点。由于无法确保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和必需的社会保障，社群和个人变得更加脆弱。

尤其是生活在过度拥挤和不卫生条件下的较贫困人口，他们面临着更大的感染和死亡风险。在许多社会中，遭受系统性歧视的种族和族裔少数群体及土著人民更是如此。

我们现在还了解到许多机构场所未确保充分、细致地跟进落实健康权，包括在老年人和残疾人护理院，以及监狱和拘留场所。

许多妇女承担额外的护理责任，面临家庭暴力威胁，她们获得性和生殖健康与权利有时也受到严重影响，这些现象目前十分明显。

一些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优先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这一问题，医护人员和其他当前被视为“不可缺少的”工作者的工作价值显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

就像地震过后引发的海啸一样，伴随此次大流行病而至的是全球性经济衰退。联合国秘书长警告称，到今年年底，5亿人可能陷入贫困，全球在过去30年里取得的成就将前功尽弃。这意味着每12人中将会有1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报告，非正规经济中将有16亿工人“面临着丧失生计的直接威胁”，占近全球33亿劳动力总人数的一半。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可能发生大规模饥荒。

1963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监狱发出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同在一个无法逃脱的网络之中，命运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19冠状病毒病让我们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有效保护我们免受危机的影响，不仅需要各国制定政策，还需要制定全球性政策，优先考虑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因此，我今天的第一点强烈建议是，芬兰和其他所有国家应当作出新的非凡努力，确保在此次危机中形成全球团结的多边努力。

我们需要看到全面和协调一致的多边努力，帮助各国医疗系统成功渡过当前危机，并使其更加强大、更具抵御力。我们需要看到社会保障取得迅速进展，让人们遭受尽可能少的痛苦而得以恢复健康。各国需要加大在收入支持和粮食安全方面的支出，并努力消除经济中的不平等和歧视现象。债务减免措施也是必需的。

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支持可持续、包容和气候敏感型增长的新经济范式，这一范式通过减少不平等和促进人类尊严来帮助人们在面对危机时更加富有韧性。所有人都必须明确，如果每个人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付出更多一些努力，会极大减少我们今天目睹的许多苦难，我们还需要在未来十年中大力推进这一议程。

联合国关于人权和2019冠状病毒病的政策简报将人权置于全球努力的核心位置，不仅因为这是获得正义和人类尊严的普遍原则，还因为基于人权的政策能更有效地应对危机并建立一个更具抵抗能力的未来。

所有这些努力的核心内容是需要更加仔细地监督2019冠状病毒病对众多群体的不同影响，其中许多群体是每个社会中最不受关注和最不具影响力的社群。其中包括老年人，

残疾人，妇女，移民，民族、族裔、语言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以及土著人民。必须确保准确的分类数据迅速得到收集和分析，我的办事处已经制定了人权指标框架，以协助全球和国家决策者做出最有效的决策，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例如，一系列因素导致土著人民在面对大流行病时通常特别脆弱。在芬兰，许多萨米人居住在远离主要医护中心的地区。当局应当以萨米文提供预防和护理信息并定期更新，努力确保与萨米人机构进行持续协调以最大程度地减少2019冠状病毒病的影响。

罗姆人等其他一些社群数十年来一直在高失业率和其他社会挑战中痛苦挣扎，此次大流行病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这些社群将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我鼓励芬兰政府与民间社会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协作，确保采取更多的社会经济措施，以应对此次危机对处境不利和边缘化的少数群体所造成的具体影响，包括考虑向可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工作的人们提供紧急财政援助。当局也应当用瑞典文和罗姆文等少数民族语文发布相关信息和最新信息。

多年来，芬兰在接收移民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绝不能让医疗保险、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等问题妨碍移民平等获得医疗服务和信息。采取强有力措施维护全民健康权，是打击成见、种族主义或仇外攻击的有力手段。

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也是如此。任何社群都不应受到忽视或缺乏医护服务，当局应当充分确保健康权。

在这方面，我要赞扬芬兰政府上个月用芬兰文、瑞典文和芬兰手语为儿童举行的特别线上情况通报会。我还要强调芬兰人权中心和监察员在促进更好地理解妇女和其他不同社群所经历的尤其严重的挑战以及帮助制定有效对策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这两个机构就具体工作场所的保护措施、打击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最佳方式及有关采取和放宽行动自由限制的法律框架所提出的指导方针，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今天，和其他几个国家一样，封锁措施和其他行动自由限制使芬兰的医疗保健系统免于崩溃，并使感染率降低到可以逐步解除这些限制的程度。但是，在成功研制和提供疫苗之前，人类将不得不与2019冠状病毒病这一长期潜在威胁共存。随着经济和社会逐渐恢复正常运作，我们必须认识到，重新开放工作场所、恢复教育、行动自由和社会生活的每一项措施都存在导致新病例激增的风险。新病例激增的首批医学指标可能会滞后两周——，到那个时候医院将会出现重症病例。

需要谨慎而又细致地制定出政策才能作出关于解除封锁的决定。解除封锁的决定有可能是被政治化或是出于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存在这样的实际风险——这将对其他社群造成尤其严重和致命的威胁。解除限制还可能给许多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例如学校可能还未开放，但家长必须重新工作由此面临沉重负担；上下班通勤困难；以及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同样，使用准确的基于人权的指标，结合具体的健康数据可以确保不同群体的风险和需求得到适当的重视。

灵活性和回应能力也将至关重要，包括有能力迅速调整政策，以应对地方传染人数激增或其他不利的连锁反应。

所有出门上班的人都需要获得足够的防护设备，例如口罩和防护材料，并且需要能够尽可能安全地通勤。

在所有高风险场所，包括护理机构和拘留场所，以及移民营地、贫穷和过度拥挤的城市地区，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提供检测，包括通过流动设施检测；加强监测健康数据；提供足够设施隔离2019冠状病毒病接触者；免费提供水、厕所设施和肥皂；以及及时获得医疗服务。

人们有权获得关于此次大流行病及其应对措施的完整和准确的信息。人们也有权获得意见征询以及参与会对其生活产生影响的决策，特别是有关如何解除紧急措施的重要抉择。制订相关政策时，应向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和受大流行影响尤为严重的所有社群的代表通报情况，征求意见，并让他们参与其中。参与可以加强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并使控制传染的措施得到更好的遵守，我想强调一点：与其他人权一样，表达自由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帮助各国和多边行为方制定和实施有效和基于人权的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我的办事处正在继续就具体专题问题制订指导方针，例如2019冠状病毒病对老年人、妇女、被拘留者、移民、残疾人，以及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的影响。

我们还发布了关于在此类情况下采用紧急措施的政策指导方针。正如上个月芬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看到不少国家由于采取紧急措施而对法治、民主和基本权利的原则造成了威胁。其中包括滥用紧急权力来封锁信息和对当局的合法批评，以及在执行封锁时过度使用武力。

我还感到关切的是，为协助追踪接触者而采取的新的监测和数据收集措施可能会对隐私权和其他基本权利造成持久损害。任何形式的监测都应有时间限制，以明确和公开颁布的法律为框架，并应与实现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具体目标相称。在数据的使用和存储方面，还必须提供有力的保障措施并保持透明度。

我们正与包括各国政府、国家人权机构、工商企业和民间社会在内的国家行为方以及我们的联合国姊妹组织就所有这些问题密切合作，将人权置于所有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措施的核心。尤其是，我要强调指出为确保驻地协调员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工作以包括不歧视、参与和问责制原则在内的人权优先事项为核心所做出的巨大努力。

我们所有人都在未知的领域中应对新的挑战。正是在这种危机时刻，我们需要完善的原则来指导我们前行的道路。正如2019冠状病毒病的并发症使个人变得更加脆弱一样，许多潜在的人权差距和缺陷也给各个社会和地区造成了更大的脆弱性。不平等、歧视和气候变化等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削弱了我们对冲击的抵御力，我的办事处正在拟定一系列关于具体项目的经费建议，以支持抗击2019冠状病毒病的有效应对措施。我坚信，在芬兰和其他重要利益攸关方的帮助下，我们能够建立完成更有效地保护全人类权利任务的制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