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独立专家阿尔弗雷德•德•萨亚斯的声明——单边制裁

2014年5月23日

女士们，先生们，

我在2013年提交大会的报告（A/68/284）中将单边主义和例外论形容为不合时宜，即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也不符合建立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的要求——它需要对话和对妥协持开放态度的环境。

实施制裁——尤其是单边制裁——有时依据的是不合逻辑的人权理由，它们往往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我大会报告的第40段中，我回顾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第8号一般性意见：“经济制裁现在在国际、区域范围内使用得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单方面地使用……这类制裁……往往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的供应中断，威胁到食物的质量和清洁饮用水的供应，严重干扰基本的卫生和教育系统的运转，并削弱了工作权。”

我们需铭记，制裁的最普遍受害者并非政府，而是无辜民众，因此有必要在具体问题具体处理的基础上验证制裁机制的合法性。要实现这一点，可以采用根据多项人权条约设立的个人投诉程序，这类文书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6条：生命权；第12条：行动自由；第17和23条：身份和家庭生活权；第24条：儿童权利；第26条：非歧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6条：工作权；第11条：食物、衣着和住房；第12条：身心健康；第13条：教育）；《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制裁应该在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国家报告程序背景下、并根据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接受系统性的检验。

尽管本研讨会主要关注单方面胁迫性措施，我希望邀请在未来举办一场研讨会，应对理据不足的多边制裁问题，该问题能够并且确实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不公正后果，未能在人类安全方面取得任何积极进展。例如，安理会对伊拉克实施并延续至2003年的制裁机制给伊拉克人民造成了许多苦难，当时情况极为严峻，儿基会和粮农组织官员在1995年估计，至少50万名儿童因制裁死亡，两名曾担任伊拉克人道主义协调员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即丹尼斯·哈里代（Denis Halliday，1997-1998）和汉斯-克里斯托夫·冯·施波内克（Hans-Christof von Sponeck，1998-2000）以辞职抗议。有些人可能认为他们的辞职无足轻重，但这两位助理秘书长的勇气、才智和诚实确实提醒着我们：有必要确保联合国达到《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要求。的确，伊拉克人民遭到的苦难展现了严重的系统失灵问题，并证明了制裁机制可能适得其反。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底线在于，一切制裁机制必须有时间限制，并避免伤及无辜人民，尤其是最弱势群体。即便是反恐背景下的制裁措施也应该定期接受审议，如果其无效或造成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应予以终止。制裁不得加重收入分配不均，也不应造成非法和不道德的工商业做法。必须为无辜各方因为制裁结果遭受的不公正设立补救机制。

最后我想强调，制裁只应该被视为最终手段，用于善意的协商和友好解决手段失败的情况下。此外，制裁的合理性以及实施制裁的国家的可信度因目的不同而时有差异，不得利用以地缘政治利益粉饰的人权问题作为制裁的基础。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选择性落实保护责任原则的情况、以及选择性地将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的情况，因为保护人类安全和打击有罪不罚的行动不能有所偏好或按需进行。的确，选择性地采用制裁措施削弱了其合理性。我大力赞成研讨会2013年关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报告，以及马克·博苏特（Marc Bossuyt）教授早先的报告，特别是其小组委员会关于经济制裁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的研究（E/CN.4/Sub.2/2000/33）。我要重申我在报告中（第69段（c））提出的建议：各国应该实行多边主义，放弃单边制裁，这正是因为单边制裁对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