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声明： 联合国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贾扎伊里先生的初步意见和建议

喀土穆（2015年11月30日）——联合国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伊德里斯·贾扎伊里（Idriss Jazairy）先生在结束其对喀土穆为期八天的访问后发表如下声明：

我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负责就违背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41条实施的明确合法的多边制裁并采用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进行监督、报告和建议，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及任何其他渠道，收集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享有人权的不良影响有关的一切资料。

我要感谢苏丹政府邀请我开展本次实地访问，这是我就任以来的首次访问，我也感谢它表现出开放性并随时准备协助访问期间的必要会议。我还要感谢驻地协调员办事处和喀土穆联合国机构的代表们。

选择苏丹作为我就任以来的第一次国别访问，是考虑到苏丹是仍然受到全面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少数国家之一。访问期间，我有幸与以下尊敬的政府成员举行会谈：苏丹共和国副总统、外交部长、司法部长、财政和国家经济部长、工业部长、石油和天然气部长、卫生部长、文化部长、劳动和行政改革部长、喀土穆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以及通讯国务部长。我还会见了以下部委的高级官员：贸易、交通、教育和高等教育、水资源、道路和桥梁以及社会保障。

我还有幸会见了尊敬的国民大会主席以及一些来自不同党派和社会运动的领袖们。

我还与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一些国家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会谈，他们分别任职于：半岛计划（Aljazeera scheme）、药品和有毒物质委员会、辐射与核医学中心、乳腺癌治疗中心以及阿拉伯树胶中心。

我还参与了与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活跃于妇女权利、儿童、残疾人、老年人、青年以及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30多个组织的代表们进行了讨论。

我还与苏丹雇主团体的主席及其主席团商业成员和苏丹美国商业理事会的官员进行了交流。

这是我与苏丹工会领袖以及大量专家和大学教授交换意见的机会。

访问期间，联合国驻喀土穆的驻地协调员为我与喀土穆相关的联合国机构组织了一场会议。

我有幸会见了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的不同代表们。我还与苏丹的区域组织代表进行了会面。

在与上述苏丹各个伙伴进行广泛磋商后，很明显他们都赞同，近20年来针对苏丹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几乎没有变化，维持这些措施是无效的，同时有必要将它们取消或审议其内容。

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对目标国家无辜民众中的重要群体无意造成的不良影响，安全理事会目前避免诉诸全面制裁。鉴于全面制裁的经验，安理会目前诉诸针对特定阶层或特定“关切”人群的制裁。紧随安理会的脚步，我认为苏丹所受到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鉴于其全面本质，不符合联合国在该领域做法的趋势。

二十年来苏丹一直受到单方面胁迫性措施，且一直没有根据不断变化的内部形势进行调整以承认1997年盛行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现状。

除了这点，这些措施在2005年签署《全面和平协定》后也没有进行调整。在治理领域逐步改善或在国家对话倡议启动后，它也没有调整。事实上，措施的影响变化完全是随机的。

比如，这些措施的影响在2000年之后减轻了，这是因为石油的发现增加了政府的资源。但由于之后石油价格下降所带来的75%的收入损失，影响又加重了。这些措施在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商业银行被来源国罚款并导致限制全球化后变得更具破坏性。

这些都导致了2013年以来对苏丹经济极具压迫性的禁运并禁止金融交易，在苏丹内部状况的管理日益改善之时，与外部世界的大多数金融关系都中断了。因此，强制性措施表明的迹象与其宣称的目标不符。

实地的状况证明，这些措施不会对官员和精英阶层有负面影响。它们的充分影响作用于无辜的民众，深化了苏丹社会和各个省份间的收入差距。它还扩大了黑市，也导致了金融转移的失控。后者避开了官方的金融网络。这鼓励了一种平行经济的出现，它可能会面对大量非法做法。

虽衡量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苏丹卫生等领域享有人权的负面影响是可能的，在这些领域，这种做法直接而清晰。但要单独明确其对其他部门的影响则更为困难，在那些领域，这个原因可能与其他原因融合。

因此，可能有必要通过额外的研究和详细的观察阐述原因。

我的初步建议可以概括如下：

1. 生命权和健康权由于无法获得备用救生药品和设备而受到影响。因此，因为生产治疗糖尿病药物唯一两个国家参与了封锁，苏丹是为数不多尚有人因为糖尿病而死亡的国家之一，因为人们无法获得所需药物。
2. 由于无法进口基本设备的部件，发展权受到了影响，例如火车机车、飞机以及普通人的陆路交通工具等，1997年首都喀土穆有4万辆小型公共巴士，由于无法获得零部件，2014年只有1.2万辆。农业部门的拖拉机和水泵也是如此。封锁金融转移还打击了外国投资，这使得局面变得更糟。
3. 由于从水井和尼罗河抽水的水泵损坏，又由于无法获得净化水的化学品，致使无法满足首府城市的基本需求，获得饮用水的权利进而受到了损害。
4. 生产部门由于缺乏零部件和维修而出现衰退，这影响了工作权。
5. 由于经验交流停滞且无法获得各类软件或现代技术，又不能参与国外的培训甚至是网上交流，教育权受到影响。教师甚至不能订阅科学杂志。
6. 老年人的权利由于禁止其国外家庭成员转移储蓄而受到影响。
7. 残疾人的权利由于其不可或缺的仪器的价格猛涨而受到影响，这是由于他们在获得该设备前必须求助更多的中间商。
8. 妇女的权利在一些领域受到影响，包括由于缺少医疗条件，妇女分娩时的死亡率升高。
9. 儿童的权利因为缺少早产儿保育器而受到影响。 10.食物权由于农业减产和动物资源减少而受到影响，这是因为禁止进口产品的要求。因此，关于苏丹经济、社会和教育领域运作失常对公民和人权的享有产生负面影响的研究除了内部原因，可能还存在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相关的原因。对内部原因的研究是我的同事联合国苏丹人权状况问题独立专家的任务。

基于这些原因，对苏丹状况的全球评估很明显应基于双轨方针进行分析，同时聚焦内部原因和其他外部原因，以评估人权状况并勾画苏丹普遍人权状况的全景。

要明确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特定阶层人权享有方面的实际影响，针对其影响开展的全球评估并不乏方法上的难点和挑战。

因此，我的初步报告将是关于这项重要事宜研究的出发点。

我的本次讲话仅限于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1. 针对苏丹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要在时间上有限并逐步废除，设立与实现对该国明确规定的目标相关的检查点和提供建议的适当机制。这将使得根据状况调整措施成为可能。
2. 采取行动克服来源国以外国家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在落实单方面胁迫性措施时过分合规的情况。这可能包括组织关于苏丹与主管国际机构（国际货币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银行非盈利性国际合作组织）合作倡议的技术会议，并要有来源国的观察员出席。该会议还将聚集金融和商业私营部门相关方代表。这类倡议将有助于澄清观点和改善落实情况。
3. 来源国批准的一些例外，如阿拉伯树胶贸易、农业产出和某些救命药物以及有限地使用一些软件，都要充分启用。这可能伴随着取消对运输这些货物限制和相关金融转移的取消。
4. 在来源国取消对四项产品的禁止后，考虑拓宽例外清单。这类拓宽可以聚焦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产品，包括充分完整的健康权以及其他农业、教育和信息科技的其他关键部门。
5. 不再禁止海外苏丹居民将储蓄转移至其在苏丹的家人或禁止苏丹人援助其在国外求学的家庭成员。这与来源国将苏丹从金融行动任务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管制清单中移除的决定一致。
6. 如果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可以考虑替代性解决方案，形式是在联合国旗下设立一个临时机制，在联合国、来源国和苏丹的共同协定下，不加延迟地确保在医疗药品、打击流行病或零件供应领域对重要补给品的运输和支付。
7. 解除对商业交易相关转移的限制。
8. 考虑激活重组苏丹已不可持续的外债的国际机制的可能性。这甚至可以通过为苏丹在二十年内受到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提供象征性赔偿的方式实现，其全球价值显然超过苏丹的外债。在该背景下，协调苏丹和南苏丹的行动明显将有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安理会于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第539号和平与安全协议以及关于苏丹的对话与和平问题都有同样的主张。该决议第28款回顾道，联合国大会对联盟以及理事会对苏丹、南苏丹和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在综合债务减免、取消对苏丹的制裁并扶持南苏丹发展方面的联合方针表示支持。
9. 考虑能否首先专注于取消通过行政令下达的单方面胁迫性措施，随后解决由来源国立法机构通过的措施。
10. 考虑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南苏丹境内有关联合国机构领导下促进技术合作的努力，以制定参数来评估各项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分别作用，及其对享有人权的影响，甚至在涉及多种原因的情况。这可能需要一场联合国专家会议来准备一次案例研究，有助于开发出在其他目标国家进行影响评估的方法。
11. 鉴于当前的危险趋势威胁着苏丹及其他各国人民享有食物权，考虑开展一项独立研究，关注至关重要的半岛计划产出和生产率下降的原因，从而辨认内部原因和可以归结于单方面胁迫性措施的原因。

结论

为了持久地消除单方面胁迫性措施对苏丹的限制，并释放出这个国家人们丰富的创造能力，有必要使它的声音变得更响亮，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上合并成一个声音，这样一来，解除禁运的合法要求或许能得到更好的答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必要由政府发起国家间对话，而这将扩大到包括所有活跃的苏丹的政党或运动，无一例外，以便沿非洲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的第539号决议在苏丹内部构建起进行严肃而有建设性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