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先生在罗斯福公馆关于2015年及此后人权挑战的演讲

纽约，2015年10月19日

同事们，
朋友们，

很荣幸应邀来公馆发言，公馆与一对夫妇的生活联系紧密，他们单独又共同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轨迹，让它走上了如今对人类的生存同样必要的道路——甚至可能比70年前更为必要。目前正在破坏世界的危机每月都在增加，似乎难以解决，这令人回想起了过往的画面：战争并未减弱；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辐射四周；贪婪、种族主义和狭隘。不容忍正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各地的焦虑都在深化。

这一切难道不是早就应该在人类历史上被消灭了吗？它们如何险恶地继续存在？人们的愚蠢如何会如此顽固？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次又一次，我们看到政府诉诸局限的方针，只限安全范畴，只为狭隘利益。富兰克林和埃莉诺在临终之时所写的核心讯息必须再次被大力推崇。因此，今晚我们齐聚亨特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十分适宜。

东65街47-49号，包括这一层在内，正是20世纪伟大领袖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因为小儿麻痹症瘫痪后再次站起来行走的地方；他始终处于疼痛之中，总是需要背带和人的帮助，但却从未被打败。这也是他与埃莉诺一同形成关于自己如何最好地服务于个人、美国公众以及整个世界这一想法的地方。

埃莉诺是20世纪最鼓舞人心的美国人之一，她在这里抚养了她的六个孩子，发展了关于有必要终结歧视和谋求社会正义的强有力的想法。

近代历史上没有一对夫妻创造了对许多人都如此有益的遗产。

一年来，我带领着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我看来，人权高专办正是夫妇两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致力于完成的两大目标的结合和融合。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弥留之际首先受到了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紧急任务的驱使，还受到了需要创造“持久和平”的驱使，也就是各国要“学着迈入自由的新环境。”当天上午，他遭受了致命的脑出血，当时他正在准备一份演讲，本应在随后创立了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发表。因此，他可能已经在考虑这个在他弥留之际即将成立的全球组织了。

埃莉诺作为孜孜不倦的运动人士，在丈夫死后坚定且有技巧地证明了自己是一名谋略家和思想者，她被联合国代表团一致推选为起草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写下了《世界人权宣言》引起深深共鸣的文字。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正如联合国本身，在我看来，《世界人权宣言》是二十世纪众多国际条约中最有力量且最优美的条约，它是对两次恐怖世界大战点对点的回应，这些权利产生于从诸多文化中、从大量男男女女心中借鉴的信念。《宣言》首次罗列了每个国家必须赋予其人民的资源和自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地承认是人权和正义造就了和平；是政府需要为其人民提供服务——而非相反。

埃莉诺•罗斯福将这种对自由的维护称为“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这正是我要在此讨论的问题。通过促进全人类的普世人权来防范战争和苦难，这是十分简单的想法，也是极其复杂的过程。

“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最杰出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的言论和表达自由。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神的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谅解，它将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上健全的和平时期生活。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世界性的裁减军备，要以一种彻底的方法把它裁减到这样的程度：使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任何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他继续说道，“这不是幻想中的一个遥远的千年。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这种世界，和独裁者想用炸弹爆炸来制造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为了这一新的秩序，我们反对道德秩序这个宏大的概念。一个好的社会能够面对统治世界的计划和外国革命而无所畏惧。”

他在1941年向国会发表了本次演讲，这是历史的转折期。美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着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选择。

试想一下，一个完全没有人权的世界。这是一个奴役、暴力和暴政的世界，由残忍、匮乏以及早亡所统治。到处都是冲突、歧视和仇恨——这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它威胁到了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孩子的生命、安全和幸福。

人类安全不可分割。没有什么冲突是远方的小冲突。危机会产生溢出效应，如果不加以控制，它们将通过世界战争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从现实意义上讲，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埃莉诺带领着我们所有人走出那个世界。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死后的数月数年内，各国成立了联合国、撰写了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并同意受其支配，所以它们将构成免受灭绝种族和战争威胁的保护网络。人权是该系统的核心价值，正是它们给予系统持续的力量——因为它们确实避免了冲突并打造了具有韧性且稳定的社会。

当人类不再保护人权，旨在防范混乱和暴力的系统将开始崩溃；人类安全的链条断裂；灾难性冲突的危险成真了。

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70年来，我们见证了最令人震惊的灭绝种族以及大量恶劣的冲突，但是避免了世界战争，实现了长久的全球和平——仅在这个意义上如此。它会持久吗？它正在衰败吗？目前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陆续离开了人世，二战的教训在许多男男女女心目中正在衰退，这对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构成了严重且紧急的威胁。

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着大量的紧急情况，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使得遭受着苦难的人民大量离去。然而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资金不足——几乎可以确保这一困难将影响更多的生命和国家。

噩梦般的新暴力极端主义组织试图消灭所有不支持其严苛且狭隘的世界观的所有持异见者。虽然他们都很残忍，甚至可能因为残忍，它们能继续吸引新的人员。

一些国家似乎正在经历地缘政治版本的核裂变，向内塌陷并分裂成戒备且敌视的社群。

我们正在处理几个失败的国家；充斥着谋杀的内部战争数目有所上升；新的代理战争的幽灵，甚至是核战争。此外，正如秘书长最近向安理会表达的那样，我们也在应对“沉默的危机——将贫穷、饥饿、不平等、歧视和其他威胁强加入人们的生活和尊严之中”。

以上种种均是更多暴力极端主义、更多冲突、更多受威胁和受苦难人民迁移的温床。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会做些什么？我认为，他们可能告诉我们，这一情况说明了当人权被忽视和蔑视压制时会发生的灾难。他们会指出，这些危机，所有的危机很明显都完全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会告诉我们，只要通过工作，大量专注的工作，它们是可以被解决的。

我要再强调一遍：解决。在世界上种种骚乱和暴行之中可能看起来并不如此，但在大多数国家，内部冲突都在爆发前被解决或至少受到了管理，没有了暴力。或者，在暴力或非暴力的地方冲突爆发之后，它们成功得到了调解，得到了控制。

虽然很难永远实现和解，但仍可以用半可持续的方式来达成。举一个有名的例子，联合国的干预帮助终结了南非300年的种族隔离以及一场辛酸的长期战，目前它已由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哥伦比亚是一个当代的例子，目前解决过程正在进行并已奏效；长达51年的战争正要结束，仅仅几年前还是暴力和残忍压迫，现在已经变为解决人民不满的对话，甚至还有创造性的思考。

解决这类危机的努力是长期且渐进的。不过这当然是可能的，虽然难度总是极高。因此，最好在冲突尚未涌现时就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这首先包括了对一些微妙但又在积累过程中并不含糊的警示信号的解读。人权侵犯行为的模式，包括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和性暴力，通常会发出危险可能升级的信号。

我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在进行监督工作，目前包括我们对叙利亚调查委员会的支持，以及对“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地区、厄立特里亚、也门、乌克兰与遭博科圣地袭击的所有地区的实况调查团和相关报告提供支持。

但这项工作也在无数没有——尚且没有——完全形成危机的情况下进行。只要我们能在一定时机坚定且公正地施以适当的压力，不畏惧政治或经济报复和威胁行为，不因主权的误用概念和谬见而气馁，以鼓励或强化对人权的尊重为目标，那么才有可能消除危机不断恶化的风险。

尽管这说起来容易，但实施起来却极为困难。例如，我们和其他人早已对布隆迪的状况敲响警钟，注意到2013年底以及2014年全年不断增长的人权侵犯现象。遗憾的是收效甚微，该国在接踵而至的危机中举步维艰。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如何最好地实现理想成果，但我们也了解：尽管仍需要极为准确的研究与反思，答案仍然蕴藏于防范算法之中。

我们也在密切关注其他状况，如某些少数群体受到的歧视变得非常激烈，冲突似乎不可避免。在这些地方，官员的腐败如此令人民不堪重负，贫穷和剥削如此地严重，争取生命尊严的唯一希望就是反抗。然而，正如我的朋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曾对我说的，这是对的，但并非永远如此。有时，人民并不会作出激烈反抗，而是在陷入某种集体的消沉后选择离开。有些情况下，由于执法的专制和残酷，法治遭到了当权者的歪曲，人们只希望能够避免甚至畏惧一切与政府的联系。在这些地方，基本人权遭到无理对待。

当然，每一种情况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重建对人权的尊重是每一种情况的关键因素，也是发展与和平的核心。表达异议或批评的权利。和平集会的权利。免受酷刑和虐待。获得教育、保健等体面的公共服务的权利。发展权。在公正法治下的公平审判权。免受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平解决争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规定对平民和受保护地区采取保护。

这一切不仅仅是高远的理想或鼓舞人心的标语：它们正是为动乱制定持久解决办法的因素。通过振聋发聩的持续公共倡导以及采取数以百计的详细务实举措，这一切能够得以实现。

举例而言，在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的64个驻地任务中，我的工作人员们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对政府官员、安全部门和警察部队以及民间社会团体进行培训。如何不使用酷刑审讯人：在许多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进步。如何不使用暴力管理和平抗议活动。如何确保少数群体能发出声音，充分参与国家生活。如何确保女性——以及其他被歧视的群体——能在大部分依然由男性运作的司法体系中伸张权利。

如何通过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机会和资源促进真正的长期经济增长。逐渐地，国家为何需要且如何促进自由的媒体环境和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包括女性、少数群体和年轻人的参与。

面对十分真实且危险的安全威胁，如今许多政府都在极度的错误观念下运作，认为大规模监控、镇压异己言论、歧视性政策、强制取缔、酷刑、滥用起诉、大规模使用死刑和日益扩大的监狱将击败暴力极端主义。但是，请允许我引用一首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这种情况无异于火上浇油。这助长了敌对和仇恨的情绪。公众自信和法治是抵抗暴力极端主义最有效、最持久的办法。

因此我们要努力强化理应保护权利的法律和机构，包括法庭、议会、区域理事会、学校和社区团体——不仅因为这样的做法正确，更因为这样能够建立稳定。人民信赖政府且相互信任，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定的国家。没有法治、正当程序和对人权的尊重，也就不会有长期的安全或任何有意义的发展。

我们从事的防范工作往往在危险且充满挑战的环境下进行，这些不仅仅是有意义的，而是有效的，更是极其物有所值的。

几十年前——这真让人觉得像是另一个世纪——我曾担任联合国和平行动在前南斯拉夫的政治事务干事。科菲•安南（Kofi Annan）是我的上级，他曾说，即使是最昂贵的维护和平行动也比最廉价的战争的代价少得多。请允许我将科菲的想法深入阐释：最昂贵的人权行动的代价要比一场冲突的百分之一小得多，无论从生命、难民、经济后果、对后代的影响或地区溢出效应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这是因为，当人权出了问题——当侵犯和侵害行为带来了爆发性的危机和冲突——那么杀戮、经济破坏和人道主义救援所带来的代价将非常庞大。如果通过良好的人权基础工作，即便只避免了一场重大危机，其回报也足够本身预算就不高的人权高专办运转几十年。

我的办事处有多次此类干预的经验，包括在尼泊尔、几内亚、多哥、危地马拉等地。有时干预遭到失败，人权遭受大规模故意侵犯却存在全面的有罪不罚，这种不光彩的例子还有许多。但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干预是奏效的。在那些政府认为人权能够有力增强安全的国家中，比如突尼斯，他们在严峻挑战下取得的民主成功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看见了以人权增强实力的例子。

在工作中，认为人权不是、或不应当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的想法如此频繁地出现，这令我倍感震惊——各国一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至今已将近70年了。这一论点是基于错误的主权观念以及“传统价值观”一词上。但这本质上是为己谋利的，这是侵犯人权犯罪者以及寻求保护那些犯罪者的人设下的防护盾。我极少听到受害者支持所谓的“传统价值观”或认为它们应该高于《世界人权宣言》，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一旦理解了可怕的现实，就会成为真正的受害者。

实际上，尊重人权不仅仅是所有参与联合国的国家责无旁贷的法律和道德义务，它还将合法性赋予促进人权尊重的领导者。埃莉诺•罗斯福曾说过：“优秀的领导者激励人们对领导者本人产生信心，伟大的领导者激励人们产生自信。”——我们都知道确实如此。

她还告诉我们，“当今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由此保护以个人组成的社会的自由。今天，我们再次战斗，如同当年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那般战斗。”我需要补充的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仍然在为人类自由而战。

这里的“我们”是谁？ 不仅仅是我的办事处，更是我们人民。我们这些拥有权利的人民。还有你们，在座的各位；你们在政府中的代表——这里的“我们”具有普遍意义，要知道，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曾教导我们的，剥削、暴力、过度压迫且实施榨取的政权威胁着我们所有人的和平。只有坚持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保护他们的权利，我们才会繁荣兴盛，构建持久的和平——“持久的和平”，寥寥几字多么简洁有力，多么值得纪念，这正是出自纽约东65大街这栋建筑的前主人和住户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