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专员在安理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雷布雷尼察）问题会议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

战争中大屠杀的声音并非机关枪的轰鸣或小型武器的爆响。灭绝种族行为的真实声音，我多年前在斯雷布雷尼察听到的声音，是数万名甚至更多屠杀幸存者沉闷的低声呻吟——她们都是8000名被谋杀的男孩和成年男子的母亲、姐妹和女儿。

我们——当时我们所有联合国的人——怎能如此愚蠢，没有预料到他们会被谋杀？我们怎能犯下那么多错误？时至今日，依然未能充分理解它们，甚至未能采取正确的纠正措施来避免其再度发生。

一周前，海牙全球正义研究所和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组织了一场讨论，首次汇聚了与20年前波黑（尤其是斯雷布雷尼察）这一系列事件有联系的关键官员。他们包括都曾扮演重要角色的三名时任安理会常驻代表、联保部队/联和部队的前秘书长特别代表、1995年的时任联保部队指挥官、联保部队参谋长、斯雷布雷尼察的荷兰营指挥官、荷兰营三连指挥官、前荷兰首相、前荷兰国防部长、前欧盟特使、前纽约维和问题负责人特别助理、揭露了1995年事实真相的联合国驻图兹拉官员、前联合国员萨拉热窝区负责人（随后成为斯雷布雷尼察报告的作者）、当时最先披露事件的记者、前波斯尼亚政府的高级代表们、接近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的一名塞族共和国代表、多个国家的前任官员和外交官——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名幸存者将为我们生动地回忆他的经历。

我们的任务是要在最近解密的文件和前南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相关审判材料的帮助下，详细拼凑出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从1992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保部队的组建，到斯雷布雷尼察的沦陷和随后的大屠杀。

请允许我简要谈一谈一些关键事件。

1993年初，波斯尼亚副总理哈吉亚·图拉吉里齐（Hakija Turajlic）在萨拉热窝外的一个检查点被波斯尼亚塞族士兵枪杀，当时他在一辆联合国装甲人员运送车内。联合国不幸地旁观了这次杀戮。突然之间，血腥降临，它失去了双方的尊重、陷入冲突。

当莫里隆（Morillon）将军在两个月后将斯雷布雷尼察“置于联合国保护之下”，这就恢复了联合国军的些许可靠性。不过这也反映了联保部队自行运作，不受纽约的指导。第836号决议（1993）随后给予了联保部队这种指导和一些筹码，提供了一支棍棒——也就是说，“当局可采取必要措施，包括使用武力（北约空中力量）来应对[六个]安全区受到的轰炸”。这支棍棒随后在1994年2月被成功地运用，当时联合国动用北约空中力量的威胁，要求塞族人停止猛攻萨拉热窝。

然而联保部队在1994年4月的戈拉日代危机期间丢掉了这根棒子，当时，联合国秘书长、维和行动部、秘书长特别代表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联保部队指挥官、迈克·罗斯（Michael Rose）将军都不急于使用武力威胁，而只是满足于近距离空中支援（一种仅用于防卫联合国的有限行动）。他们担心，蓝头盔部队在冲突中站队明显是矛盾的行为。然而通过选择不站队——冲突当时明显是一边倒，有侵犯者和明显的受害者——联合国在许多人看来所做的正是：与侵犯者站在一起。联合国对使用北约空中力量感到犹豫，这意味着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可以继续敲开大门。

每当联保部队1994年在六个指定保护区受到攻击，请求北约开展近距离空中支援时——带来了被称为“针刺”的攻击——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就将联合国人员绑为人质。这造成联合国更加摇摆不定，促使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施加更多的压力。尤其是在1993年万斯－欧文计划崩溃后，联合国变得被动了。

直到1995年5月24日和25日，这才发生变化。在重型武器撤出萨拉热窝周围的联合国武器存放点后，一名新上任的联保部队指挥官——更倾向于使用空中力量——警告双方归还武器。波斯尼亚塞族人反应缓慢，联保部队下令开展空袭，而不是近距离空中支援。次日，波斯尼亚塞族人轰炸图兹拉，带来了针对波斯尼亚塞族目标的第二轮北约空袭。这反过来导致400名联合国维和人员被绑为人质。不久，美国和英国与法国决定停止使用空袭。

斯雷布雷尼察的舞台已经布置完毕。

在更早的时候，即3月8日，拉多万·卡拉季奇（Radovan Karadzic）批准了7号指令，命令波斯尼亚塞族部队逼近东部飞地，包括斯雷布雷尼察，“创造不可忍受的状况……使斯雷布雷尼察和泽帕的居民没有生存的希望”。6月的最初几天，在“暂停”空袭生效的同时，一扇门敞开了，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的手摆向了那个方向。

6月3日，波斯尼亚塞族人袭击了位于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边缘的回声观察站（Observation Post Echo），几乎未遭抵抗就占领了它。这是即将要发生的事件的决定性考验。次日，即6月4日，拉特科·姆拉迪奇与联合国总指挥官波纳德·詹维尔（Bernard Janvier）将军会谈，他离开时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只要波斯尼亚塞族人不威胁联合国人员，联合国就不会使用北约空中力量。

一个月后，随着波斯尼亚塞族陆军从东南部推进到斯雷布雷尼察，荷兰营在7月6日和7月8日分别有一次近距离空中支援请求。尽管第836号决议（1993）明显遭到违反，但两次请求都被拒绝。当姆拉迪奇看到抵抗少之又少，他决定在7月9日占领这个城镇。7月10日，荷兰人设置了一个封锁站，联合国警告称，如果封锁站被突破，北约就会有所行动。不过，当詹维尔将军10日晚向托利米尔将军谈话，要求波斯尼亚塞族士兵立即停止开火时，詹维尔在电报中用他自己的话表示不愿意使用空中力量。

11日，北约飞机于早上6点起飞过斯雷布雷尼察，准备发动袭击，但詹维尔将军没有提出请求。直到波斯尼亚塞族人上午11点真正压制联合国封锁站后，詹维尔才向秘书长特别代表明石康（Akashi）提出请求，后者予以批准——不过命令有一个附加条件：空中力量只能针对向联合国封锁站开火的实际武器系统。因此，行动不但太迟，而且太少。安全区被占领了。

11日夜里，拉特科·姆拉迪奇开始了将军事胜利转变成犯罪的过程，1945年以来，欧洲就未曾见到这样的犯罪。似乎就是在那晚，他决定处决聚集在波托卡里（Potocari）的1000名男孩和成年男子。大规模处决始于13日。杀人犯们意识到联合国尚未察觉，他们继续屠杀，直到8000多名失去战斗力的男孩和男子被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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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的几年中，虽然这些事件在我们许多人脑中挥散不去，但联合国从未开展适当的讨论，除了1999年在联合国大会上一次草草的辩论。联保部队一开始的任务十分笨拙，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另外，联合国和北约两大文化在共同行动时存在一些混乱，这也很明显。即便如此，如果萨拉热窝的联保部队参谋长批准了近距离空中支援请求，或者联合国根据第836号决议（1993），在回声观察站被攻击时于6月3日使用空袭，或者在7月6日向斯雷布雷尼察推进开始之际、或是8日进行空袭——或者詹维尔将军在10日批准了空袭，甚至是11日清晨——那些男孩和男子也可能活下来。

这给联合国带来的深刻教训不论在今天还是20年前都同样重要。我们对预见事件的无能为力——当时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延续到了今天；我们一再未能理解，与我们交涉的是何人，我们处理的是何事。即便是在战争早期发生的事件后——在克柳奇（Kljuc）、科托尔城（Kotor Varos）、普里耶多（Prijedor）、桑斯基莫斯特（Sanski Most）——我们当中也没人相信，姆拉迪奇会如此无耻地灭绝种族，而当时还有大量联合国人员身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我们错了，错得离谱——不过斯雷布雷尼察人民清楚地知道，他们面对的是谁，他们的未来会是怎样。我们就是没有停下来足够仔细地想一想这些问题。或许，我们可以对国际社会应对2013年7月朱巴政治危机的方针说出同一番话——考虑到南苏丹随后发生的事情。在太多的情况下，在联保部队，我们几乎是盲目大意地从一场场危机中跌跌撞撞走过，直到今天，联合国似乎也只是蜻蜓点水地在议程上触及许多冲突。

另外，联保部队害怕波斯尼亚塞族人。而我们联保部队甚至不会产生让他们也害怕我们——或者在了解后害怕——的可能性。我们往往太过胆怯，并轻易地传播着这种印象。斯雷布雷尼察的最根本教训是：为了成功，联合国必须被尊重。为了让联合国在强有力的维和行动中有效，冲突的所有各方，特别是侵略者，必须接受本理事会的措施、决定和联合国的实地机构。他们必须相信会有严重的后果，无法不受惩罚。

我们也太多地越过必要的界限，去理解压迫者的冤屈，随后几乎表现出对他们的同情——这对我来说是太过危险的事情。

更令人警惕的是，我们观察到了政治局面的复杂性，但接着犯下错误，相信在政治上复杂的事情在道德上也一定复杂。并非如此。说各方都犯了罪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方的罪行相同，在考虑规模和比例因素后，情况就不是这样。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案件中，对于任何希望看到事实的人来说，道德背景实际上显而易见。

鲁伯特·史密斯（Rupert Smith）将军——最有影响力的联合国指挥官——在1995年底终结了波黑的战斗，如今，他有理有据地提出，联合国行动的指挥官们必须进行指挥，其他人则必须开展谈判。如不这样做，当他们碰上任务或人员或一般平民遇袭的事件，指挥官或秘书长特别代表就无法在谈判中提出筹码——除了任务本身。

再强调一次，只要不尊重联合国，就有可能发生更多的屠杀。至少，如果联合国要遵守其对保护平民的承诺，就必须坚决、团结而明确地对待它的意图。如果2009年在斯里兰卡事件中做到这一点——或者在当前的苏丹、叙利亚、中非共和国甚至是布隆迪和缅甸——就能对数百万人的生命带来重大影响。

我还相信，1999年斯雷布雷尼察报告中很明确的一点是，安全区概念能够奏效，不过只有在适当落实的情况下。我相信，它应该接受非常全面的审查，看它是否可能在当前的某些危机中使用，在这些危机中，无辜人民的恶劣遭遇让我们想起那数千户家庭，他们难以忘怀地为自己再也无法见到的、死于斯雷布雷尼察的男子和男孩们哭泣着。

斯雷布雷尼察对于1995年7月11日那天聚在当地的居民和难民来说是一场浩劫，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人民、对于联合国来说也是如此。这是我们可以带着巨大悔恨并从中继续学习的创伤。对我们当中曾在联合国前南斯拉夫任务中就职的很多人来说，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将持续多年，每天都会让人心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