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人权事务助理秘书长伊万•西蒙诺维奇（Ivan Šimonović）2015年6月15日在维也纳冲突时期的记者安全、媒体自由和多样性会议上发表的声明

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能重回霍夫堡，我要向顿加•米亚托维奇（Dunja Mijatovic）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感谢她举办这一重要且十分及时的会议并邀请我参加。

全世界的记者仍继续遭受着杀戮、酷刑、袭击和骚扰，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十分重要的工作。记者面临的风险十分巨大，而在冲突背景下风险更会大大增加。

近几年，被杀害记者的数量有上升趋势，这令人担忧。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显示，在2006年至2013年发生的593起记者被杀害案例中，几乎有一半都发生在冲突地区。面临着武装冲突——以及由此导致的法治崩溃的国家——在无国界记者组织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排在末位并不令人吃惊。

然而，记者可能因为其工作在前线的特殊工作本质而不成比例地受到冲突的影响，因此锁定记者使其缄默的情况也有所增多。这意味着，记者不单单会卷入争端——或踩上地雷，他们日益因为其所从事的工作而成为目标对象：搜集、分析和传播与冲突有关的信息。

通过客观且公正地搜集信息并公开说出让我们与之“相关”，这正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和全世界大量人权维护者的工作。这也是今天我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参加这一重要讨论的众多原因之一。

我个人十分感谢在骚乱地区工作的记者们。每当我访问冲突地区时我都非常渴望与他们见面，不单单是要表达我的尊重和支持，还因为我从与他们的交流中学到很多。他们通常拥有最新且最相关的信息。然而，通常我碰到的记者都担心他们的生命岌岌可危或承担着来自冲突一方或另一方的压力。

冲突各方都十分明白媒体，特别是记者在揭露不令人愉快的行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明白，媒体有能力让公众舆论从一方倒向另一方，甚至煽动并鼓励参与敌视。而这些也恰恰正是他们成为目标对象的一些原因。

然而，记者也可能因为宣传目的被利用，特别是如果他们不遵循有道德报道的基本标准。这种利用可能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如果他们屈服，这就会让记者成为“合理”的目标，因为这为他们被骚扰提供了所谓的正当理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记者本身将为此付出代价。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的发言中，我将概括在整个冲突循环中保护记者安全的重要性：冲突前、冲突中和冲突后。在这一过程中，我将突出一些具体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冲突前：

今天的辩论重点是冲突状况下对记者的保护。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记者的安全也是非冲突地区的一个关切问题。数据显示，一半以上发生于2006年至2013年的记者被杀害事件都是在武装冲突背景之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都进行过威胁和袭击，通常是为了让记录和传播被这些行为者视为敏感的信息或观点的记者缄默，比如与人权侵犯行为、环境问题、腐败、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公共危机、突发事件或公共示威相关的信息或观点。对记者的系统性袭击构成人权侵犯行为，同时也还是潜在冲突、动荡或更广的人权践踏行为相对可靠的指标。

比如，我去年访问布隆迪时就对该国大量对记者，特别是对那些对政府至关重要的人的袭击和骚扰事件感到震惊。对记者的待遇以及对言论自由的普遍打压是近几周在预定选举背景下发生的暴力行为的明显预热。

如果媒体被噤声，直接影响是关于人权侵犯行为的关键信息或将要发生的侵犯行为的早期预警信号或——冲突本身——也将被打压。让记者噤声，换句话说，国际社会也就无法获得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潜在威胁的信息。记者是监督者，他们可以敲响警钟并关注于不可接受且需要紧急行动的状况。因此，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让他们可以开展其重要的工作十分关键。

然而，记者也可能被用来进行煽动仇恨、恐惧并最终催生暴力的宣传战。在乌克兰，对自由获得信息的新限制在克里米亚危机开始之初就出现了。当时，媒体监督数据指出电视上对俄罗斯联邦的宣传大幅增多，俄罗斯联邦根据克里米亚内和附近的进展进行军备建设。也有关于仇恨舆论宣传的报道。比如，俄罗斯国家电视及电台广播公司将乌克兰描述为一个被“暴力法西斯主义者占领的国家”，声称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并处于危险之中，并因此为克里米亚“重返”俄罗斯联邦正名。3月6日，克里米亚的乌克兰电视频道模拟式广播被关闭，空出来的频率开始广播俄罗斯电视频道。当月晚些时候，乌克兰广播员封锁了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地区的三个主要电视频道，即第一频道（1 Channel）、独立电视台（NTV）和Rossia电视台。因此，令人十分关切的是——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特别是克里米亚的人民——将因为大规模的媒体误用而接收到宣传和误报并导致扭曲的看法。

虽然并非完全可靠，但大量民意调查都发现了同样的趋势，即在公投数周前，克里米亚居民对融入俄罗斯联邦的支持明显激增。可能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变化？乌克兰内陆觉察到的反俄罗斯情绪愈演愈烈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包括仇恨言论的例子。可能是人们的安全感日益受到不稳定盛行的威胁。可能存在许多解释，但大多数人都同意，媒体在这些动态以及东乌克兰之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冲突中：

如上所述，记者常在冲突背景下扮演重要角色。

我来举一个南苏丹的例子。我于2014年前期访问了南苏丹，当时政治精英间的权力斗争刚升级为两大族裔派别间暴力冲突的爆发：努埃尔（Nuer）和丁卡族（Dinka）。当与两大族裔群体的受害者交谈时，双方对完全相同的事件的不同描述令我震惊。似乎他们谈论的是完全不同的冲突。

在如此高度政治化的背景下——已升级为危机程度——媒体有发挥其准确报道事件这一作用的巨大责任。准确的报道有助于驱散误解并避免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利用，因此避免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但如果记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准确报道——可能是民主空间有限限制了言论自由、来自一方或另一方关于采取立场的压力、或更糟的生命威胁或其他的骚扰？

这就是国际社会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确保对记者更好的保护，特别是在冲突背景下。安理会已经认可了这一功能，我不久之后将会谈到这一点。

下面我继续谈谈乌克兰问题。

自从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至少8名记者在东部的炮击中丧生。联合国人权监察团已经搜集了关于至少78名被武装组织抓获并关押的记者的信息。其中一些记者遭受了酷刑和虐待。虽然这类案例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且没有2014年时那么暴力，但仍有新的案例被报道。武装组织今年早些时候为控制媒体机构而开展初步斗争使得编辑室和电视台被没收、记者的合法活动受阻、武装团体对媒体专业人士进行恐吓和威胁，其中的一些目前仍然存在。现在，对媒体专业人士而言，东乌克兰仍是全球最危险的地方之一。

同时，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记者欧勒斯•布兹那（Oles Buzyna）的例子，他因为对政府的批评，特别是广场相关事件和东部冲突而出名，他于4月16日在自己家附近被一名不知名的枪手射杀。对这一案例的杀手动机存在许多疑惑，问责进程耽搁的越久，这些疑惑就会不断加强。

冲突后：

下面谈谈冲突后问题。

我们并不经常谈到冲突后情景下的记者作用，但我相信，记者在冲突周期的这一阶段发挥的作用与在冲突前和冲突后中的同样重要。比如，他们通常支持过渡时期司法进程，包括将对侵犯行为的个人问责作为实现和解与可持续和平的一种方式。

关于和解问题，取决于他们报道的方式，记者可以再修复不同社群间的联系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他们可以推广忍耐以及和平的讯息——但他们同样可以通过选择性或有偏见的报道重燃分歧。

记者和媒体可以通过报道让更多的人对冲突后的人权问题敏感，包括对严重人权侵犯行为的肇事者进行问责的必要性。其工作的特殊本质经常让他们密切接触冲突，接近联合国人权专员无法进入的地区，比如，他们可以以其他人无法进行的方式记录人权侵犯行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就曾表示，战地记者在提请国际社会对冲突的恐怖和事实予以注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地记者揭露的信息不止一次地为法庭的调查人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未来计划：

最后，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未来计划。

5月27日，安理会在“保护平民问题”议程项目关于记者的保护公开辩论中对侵害记者不受惩罚的现象表示谴责，安理会证实全球该现象大幅增多。安理会呼吁冲突各方和所有成员国在“法律和实践中”为媒体专业人士完成其重要的工作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在随后通过的第2222号决议（2015年）中，安理会鼓励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加强记保护记者方面的协作，并申明联合国维和与政治特派团在适当情况下应包括对侵害媒体工作人员行为的报道。理事会还要求秘书长在其关于保护平民问题的报告中纳入关于这一话题的子项目。

这是未来的重要一步，这将让这一话题长期保鲜并在国际社会的议程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

最近几起杀戮记者案占据了全球头条，包括2013年11月在马里被杀害的吉斯莱娜∙杜鹏（Ghislaine Dupont）和克洛德∙维尔龙（Claude Verlon），2014年5月在中非共和国被杀害的卡米耶• 勒帕热（Camille Lepage）以及最近在叙利亚被杀害的詹姆斯•弗利（James Foley）、史蒂芬•索特洛夫（Steve Sotloff）和后藤健二（Kenji Goto）。然而，我们必须不能忘记，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武装冲突下被杀害的记者都是当地的记者。

确保记者的安全十分复杂，需要多方面的方案。在武装冲突状况下进行报道的记者所面临的挑战可能不同于那些进行调查的记者；外国记者的安全问题也不一定与当地记者的相同。女性记者可能面临不同于其男性同事的挑战。记者在法治缺失且人权落实薄弱的社会尤为脆弱。腐败、恐吓、报复以及薄弱的司法体系都助长了有罪不罚现象，必须予以解决。尊重人权、法治和民主的文化对于记者的保护至关重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