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结束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访问的声明

阿斯塔纳，2015年1月27日

我想感谢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邀请我对该国进行正式访问。哈萨克斯坦政府已向特别报告员发出长期邀请，我对其欣然接受提出的访问日期表示赞赏。我认为这是一项表现政府参与有关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权的建设性对话意愿的积极举措。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对其获得更多的了解。

我还想感谢在访问期间遇到的人们对我的团队表现出的合作、善意和热情。他们印证了哈萨克斯坦热情好客的著名传统和盛誉。

我想感谢政府在访问之前和期间的合作，包括促成我与正在服刑（刑期七年半）的阿尔加党领袖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Vladimir Kozlov）先生会面。

我还会见了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成员在内的一系列对话者并与之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我还在阿斯塔纳会见了中央政府代表，在阿拉木图、曼吉斯陶州和扎纳奥津（Zhanaozen）镇会见了区域和当地政府的代表。

此外，我还会见了包括民间社会组织成员在内的勇敢的人权捍卫者，以及参与巩固哈萨克斯坦法治的重要工作的独立工会。我被2011年12月扎纳奥津危机期间严重人权侵犯行为幸存者和受害者所打动，他们虽然损失惨重，却始终保持专注和坚定。

然而，我必须声明的是，访问期间的一起事件使我深感失望，也使得我对此次任务中受访者的安全和哈萨克斯坦整体人权状况深感担忧。

2014年1月23日，我在阿克套市与民间社会成员会面。当我们离开会场时，我发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正坐在停放在面向会场入口处的车后座上对离开会场的人们拍照。他们还拍到了我的司机。所有行动均使用了设备，并通过一种常与秘密警察监控相联系的方式进行。

我走近这些人并质问其身份和拍照目的，他们不予答复并迅速驶离现场。

我向曼吉斯陶州内政部负责人提出正式投诉并提供了有关该事件的细节。我获得保证称将进行全面调查。在2014年1月24日离开阿克套之前，我接到消息称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我在阿克套机场见到了这个人，但他并不是我在停车场遇到的人。

我对这起事件，更对阿克套当局对其处理方式感到不安。他们不但抓错了人，还拿出了据称是这个人写就的“供认书”。我担心对该事件的处理显示出该国缺乏适当保护人权的意愿，以及一些官员的有罪不罚态度。我相信地方当局知道是谁在人们离开时拍照，而这一事件的目的在于散布恐惧和恐吓。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24/24号和第12/2号决议规定中关于理事会特别程序国别访问的条款，当局必须确保与我会面的所有人的安全，并保证他们不受到包括威胁、骚扰、惩罚或司法诉讼在内的任何形式的报复。我已要求了与我会面的所有人权捍卫者就任何报复行为向我报告，今天我将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我已向阿斯塔纳政府当局提出了这一问题，他们向我保证称不会出现任何报复行为且将对该起事件和其他蓄意威胁的事件进行调查。我将监督他们是否信守诺言。

自独立23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已取得令人钦佩的进步。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发展的水平，尤其是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建设都令人印象深刻。哈萨克斯坦希望在2050年之前跻身最发达的30个国家，并为实现这项有价值的目标整合了其自然、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潜力和资源。

我对哈萨克斯坦人民和政府取得的经济进步表示赞赏。根据我访问期间亲眼目睹的动力和承诺，我坚信哈萨克斯坦在经过必要的政治改革后将成为中亚地区乃至全球民主和发展的灯塔。

哈萨克斯坦的人口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具有多样性，虽信奉不同的宗教却能够相对和谐地共处。我对该国政府在确保稳定和凝聚力方面的努力表示赞赏，尤其是在相对具有挑战性和复杂的地理环境下。

然而，应强调的是，维持稳定常常被错误地用于遏制和平集会与结社权。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坚决行使人权和维护和平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目标。事实上，稳定的最佳保障是确保所有哈萨克斯坦人全面享有政府通过自愿批准国际人权法而认可的权利。

与我会面的多名政府官员都提到了限制和平集会对预防类如乌克兰最近发生的独立广场事件等革命的必要性。虽然我理解促成与独立广场事件规模相当的集会可能造成的重大挑战，我并不认为这是限制这一权利的正当理由。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具有广泛合法性和认可的政府，这与乌克兰的整体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上，将和平集会的自由作为避免社会面临更加动荡局势的安全阀是符合政府利益的。不被准许以和平方式表达不满的人们更可能通过暴力的方式加以表达，或转而求诸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自由行使和平集会与结社权利向当局展现了人们面临的挑战。这对哈萨克斯坦这么大的国家而言由显重要：因为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了解远离阿斯塔纳的人们的需求并对地方政府当局进行制衡。

人权、尤其是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权能促进对政府的问责、种族平等、文化多样性、宽容、参与和善治。我坚信对言论自由——尤其是批评、异议和反对的更大宽容和开放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稳定的社会，并强化人民和政府所信奉的发展观的根基。这将成为适用于未来数代人的遗产——并对2050年及其之后产生影响。

我想强调我在集会与结社自由权方面明确的一些持续挑战。

哈萨克斯坦表达不同见解的空间十分有限。该国民众对参与反对政治活动或言论普遍感到恐惧，其原因包括政府通过立法寻求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对组织和参与和平集会加以重罚，对持异见者进行诬蔑和定罪，监禁政治反对派，且一般将批评性的政治言论塑造为威胁国家稳定的论调。国内对司法的信任严重缺失。

虽然当局反复提及“法治”，哈萨克斯坦的做法仍反映出对“法制”的强烈坚持，这可能是苏联时代的遗留产物。法律是为了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法律，其指导思想应是将支持人的尊严作为法律的重要主体。我强烈敦促哈萨克斯坦不仅重视其人权义务的技术要求，也要重视规定这些义务的概念框架。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与政府官员召开的许多会议中，强调的重点在于对权利的限制而非权利本身。这是对人权的一种误读，其重点必须首先是促进和享受权利，其后才是需作出狭义诠释的限制问题。

我已强调，如果政府在落实其国际人权义务方面需要技术援助，我随时愿意提供帮助。以我力所能及的任何方式进行援助都将是我的荣幸。

抱着这些更广泛的关注并本着合作和建设性对话的精神，我希望提出以下这些更加具体的初步意见和建议。

结社自由：

哈萨克斯坦宪法保护结社的权利和自由。然而，根据我的观察和与多方的讨论，这项权利受到许多影响社团设立和运作的法律的局限。政党、公共社团、工会和宗教协会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2015年1月1日，一项新的刑法和行政法同时生效，两项法律中均包含可能对社团及其成员合法活动定罪和惩罚的宽泛规定。特别引人关切的是有关煽动不和的第174条，这在之前的刑法中同样存在且被用于行使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合法权利的个人。这项新的规定还将最高刑期由12年提高至20年。

监管成立政党的法律也存在问题，因为它在注册前强加了许多繁重的义务，包括阻碍小党派形成的高初始人员数量以及需要时间和大量费用来收集的各种文件。我还对主管登记政党的官员的宽泛权限感到担忧。该过程不但缺乏透明度，且令人不安的是，法律允许政府无限延长审议党派申请的时间。

行政机关负责注册最后将与之抗衡的政党也是令人担忧的。因此，独立和批评性的政党无法从竞争者处获得注册也是不足为奇的。

例如，人民阿尔加党试图注册了七年都未成功，这表面上是因为该党成员未获得当局认证。阿尔加后来因据称是“极端”组织而被取缔，但当局并未给出对这一概念的明确定义。

我敦促该国建立一个独立于行政、立法和司法控制之外，能被赋予注册和规管政党职责的机构。

对极端主义的担忧也损害了宗教团体的结社权。对话者告诉我称，当局对宗教组织的活动进行了密切而过度的控制。因此，它们必须进行强制性重新注册，这导致许多宗教团体被拒绝登记。成员人数少于50人的小型宗教团体不能活动注册，且不能进行定期宗教礼拜，即使是在私人场所也不例外。

宗教活动和宗教协会法以及最近对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法律的修订也值得一提，此外，2014年的工会法规定，工会与地区或部门联合会有强制性从属关系，从而限制了成立独立工会的自由。

我听说了多个社团在多次尝试后仍因似乎站不住脚的原因被拒绝注册的例子，例如在填写申请时的错误，或哈萨克语和俄语文本翻译方面的不足等。在某些案例中，社团被拒绝注册的原因则是因为已有目的相似的社团存在。我对这种理由深感困扰。当局会因为镇上已有一个餐馆而拒绝向另一个新餐馆发放营业执照吗？

我敦促哈萨克斯坦政府怀着在未来几年中成为一流国家的愿望，对规管和指导落实结社自由权的广泛法律框架进行全面审查，以使其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凡是违反结社自由和该权利其他核心要素推定的规定都应被废除或修改。

和平集会自由

虽然哈萨克斯坦宪法保障和平集会自由权，该国政府规管集会的方法却使该权利失去意义。首先，所有集会都必须获得地方当局的授权。其次，这些获得授权的集会只能在特别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使得组织者和参与者无法选择他们认为适宜表达其意见和不满的地点。

例如，我在阿拉木图参观了“萨里阿卡(Sari Arka)”广场，这是该市唯一允许集会的地点。该地点剥夺了参与者在目标观众“视听”范围内表达意见和观点的权利。此外，该广场位于居民区且距离城市中心较远，这实际上威胁到示威者、旁观者和居民的安全。

为了给这些限制找借口，当局经常提到与集会相关的交通问题会影响和损害“他人的权利”。这些都是合理的担忧，但却不应该凌驾于权利之上。诚然，和平集会自由权可能受到某些限制。但国际人权法明确指出对该权利的限制不能破坏权利的实质。权利必须比限制先行，而后者应是局限的。不幸的是，哈萨克斯坦目前仍将集会自由视作一项特权或恩惠而非一项权利。

世界各地的城市无论贫富都能够在不严格限制人民权利的情况下每天举行公共和平集会和游行。虽然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坚信凭借其成就和能力，哈萨克斯坦能够很好地处理这一问题。并且，如果政府认为有必要，我随时愿意与其在此方面进行进一步合作。

在访问期间，该国全国各地的人们宣布了将于2015年1月24日至27日之间在八个城市组织和平集会的计划。根据我收到的信息，地方当局拒绝了这些集会要求的地点，一些人还受到防范性拘留，以防他们试图行使其权利。一些集会最后在指定区域进行。

在访问期间，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最近几年获准进行的为数不多的集会都和平开展，执法官员使用武力时也有所限制。我相信这显示出各方高度的责任感，而当局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民主空间。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公共集会法中有关组织者应对公共安全负责的规定需加以修订，因为维持公共秩序只应是当局的职责。

哈萨克斯坦政府已很好地意识到我所强调的挑战，因为该国在2010年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时承诺将修改有关集会的法律。这一承诺是值得称道的，但现在到了履行承诺的时候。几周前，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也裁定哈萨克斯坦有义务“审议其立法，尤其是有关组织秩序与和平集会、会议、游行、纠察和示威的法律。”

我很高兴听到政府最近成立了一个关于人的方面的合作对话平台以引领法律改革方面的努力。我敦促政府不仅要接受平台的技术建议，还要重视引导这些建议的概念框架。我想在此重申，我愿以任何哈萨克斯坦政府认为有益的方式为其提供援助。

扎纳奥津危机：

很少有能比扎纳奥津危机更好说明哈萨克斯坦面临的人权挑战的事件。我访问了该城镇并与受害者和幸存者会面。虽然当局已努力解决一些导致罢工的根本原因，痛苦和愤怒仍未消逝。我对政府增加对该地区的资源并确保这些资源顺利到达当地，以及确保大多数罢工工人目前都被高薪聘用表示赞赏。

我与总检察长办公室、痛失亲人的家属以及许多在2011年12月16日参与和平集会的工人和旁观者讨论了2011年12月发生的悲剧性危机。我还会见了罗莎·图勒塔伊娃（Rosa Tuletaeva）。有关当天事件的信息有所矛盾，尤其是有关工人、可能的密探和警察行动方面的信息。事实上，受害者和幸存者直至今日都不相信他们已获得正义，有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危机发生三年之后。我对其造成的创伤尚未痊愈深感不安。因此，我想加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对该危机开展独立国际调查的呼吁。只有独立调查才能全面厘清危机实情，重塑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并通过赔偿和修建适当的纪念馆等方式使受害者痊愈。

我还收到可靠信息表明，2011年12月16日及以后被捕的罢工工人、旁观者和其他人在拘留期间遭到酷刑。我对这些指控及其未受到及时和有效调查的事实深感不安。我尤其对身患癌症的马克萨·多斯马冈贝托夫（Maksat Dosmagambetov）的处境深感不安。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斯坦最近通过了一项对酷刑的零容忍政策。这是令人赞赏的，且应被追溯落实以确保对罢工工人的定罪不基于强迫证据，以及那些遭受酷刑却未被指控者获得正义。我强烈鼓励总检察长办公室对有关酷刑的指控进行调查，并采取适当跟进行动以确保被定罪者的公平审判权未被侵犯。

扎纳奥津的悲剧对哈萨克斯坦对和平抗议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在国家当局期待的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中，鼓励不同或相反的意见将被视作一个充满活力和民主社会的标志。我深信这种做法将对社会和平与和谐和促进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并最终有益于哈萨克斯坦人民。我深信哈萨克斯坦在落实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同样也可被用于公民和政治权利方面的改革。我深信只要具备必要的政治意愿就能实现这种转变。

谢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