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言论自由和反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宣言

联合国见解和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媒体自由代表、美洲国家组织（OAS）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ACHPR）言论自由和访问信息问题特别报告员。

在第十九条和法律与民主中心（CLD）的支持下讨论了这些问题；

回顾并重申我们在1999年11月26日、2000年11月30日、2001年11月20日、2002年12月10日、2003年12月18日、2004年12月6日、2005年12月21日、2006年12月19日、2007年12月12日、2008年12月10日、2009年5月15日、2010年2月3日、2011年6月1日、2012年6月25日、2013年5月4日、2014年5月6日及2015年5月4日的联合宣言；

注意全球关注在“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CVE/PVE）伞式框架下的方案和项目，包括由联合国和国家政府执行的方案和项目；

承认这些框架对打击暴力和煽动暴力的重要性，并鼓励在尊重人权原则基础上参与政治生活，这是许多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案共有的宗旨；

强调限制言论自由的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案及项目必须基于其有效性证明和法律框架以支持其实现合法目标的必要性和相称性；

谴责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旨在解决的暴力和恐怖主义问题以及此类行为对享有人权包括生命权和言论自由的影响，该影响因最近对记者、博客作者和媒体机构的攻击而尤为引人注目。

重申言论自由在促进平等和打击不容忍问题中可以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媒体和网络与其他数字技术在保持社会知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强调，限制言论自由的空间和限制公民空间会使促进、威胁和使用恐怖主义和暴力者的目标得到发展；

特别强调需要促进媒体多元化和确保社会所有群体成员能使用各种通讯方式，因而能够表达自我和参与公开辩论；

表达担忧，一些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消极影响人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即使是无意间的，包括通过“平衡”言论自由和预防暴力而非在目标合法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上评估对言论的限制，同时，在一些情况下，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案和项目的通过方式不透明而且没有受影响社区的有效参与；

留意在一些情况下，旨在针对煽动暴力或在线‘仇恨言论’的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可能破坏数字技术促进言论自由、访问信息并提供发表抗衡言论的渠道的潜力；

指出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案和措施通常提供的对“极端主义”或“激进化”的定义不够清楚，一些政府将记者、博客作者、政治异见者、活动者和/或人权维护者定为“极端主义者”或“恐怖分子”；

震惊国家法律制度通过援引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而出现了大量宽泛且不清晰的将言论治罪的罪名，包括“破坏社会凝聚力”、“为极端主义辩护”、“煽动社会敌意”、“宗教优越性宣传”、“对公职人员的极端主义指控”、“为极端主义者提供信息服务”、“流氓行为”、“对恐怖主义的物质支持”、“美化恐怖主义”和“为恐怖主义辩护”等罪名；

突出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为特征类型分析、监视和其他将特定社区视为实际嫌疑犯的活动辩护，这促成了一种不容忍的气氛，通过寻找替罪羊离间这些社区的成员，因而阻止了活跃的辩论和信息共享；

强调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一些情况下消极地影响了学校和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公开辩论，破坏了儿童和青年的言论自由权；

担忧私人公司尤其是社交媒体网络在压力下通过报告那些他们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进行“合作”，事实上，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正越来越多地被公司用于为限制内容的措施辩护，有时候对受限言论的规则和类型是不透明或不一致的；

了解在一些情况下，政治家和其他社会上的领导人物在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伞式框架下作出的声明可能有鼓励或促进对少数群体的歧视的效果；

回顾我们之前的联合宣言中的声明已经涉及了一些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2016年5月4日在赫尔辛基通过以下关于言论自由和反暴力极端主义的联合宣言

1.  一般原则

a）每个人都有权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特别是公众关注的事宜，包括关于暴力和恐怖主义的问题，有权评论和批评国家和政治家对这些现象作出反应的方式。

b）国家有义务确保媒体能保持社会知情，特别是在社会或政治局势高度紧张的时期，包括创建一个自由、独立和多元媒体能够蓬勃发展的环境。

c）任何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应该遵守国际人权法承认的此类限制的标准。在符合这些标准的同时，国家必须在有效颁布的法律中清楚陈述对言论和示威活动的任何限制，而且这些限制对于保护合法利益是必要且相称的。

d）对言论自由的限制还必须尊重禁止歧视的原则，包括形式和在应用中。

e）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服从独立司法监督。

f）任何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战略的关键部分应该支持独立媒体和通讯多元化。

1. 具体建议：

a）政府当局如果打算通过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应该尊重强健的透明标准和所有有权益的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尤其是受影响的社区。

b）所有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方案和项目必须尊重人权和法治，并包含对此具体的免受虐待保护。它们应该定期接受独立审议以确定它们对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的影响，而且这些审议必须公开。

c）“暴力极端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概念不应该被用作限制言论自由的基础，除非它们有清楚和适当狭义的定义。任何利用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框架施加的限制对于保护特别是其他人的权利、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应该是明确必要且适当的。相同的原则适用于这个概念无论何时被用于限制民间社会活动时，包括涉及它们的建立或募资，或用于对基本权利包括抗议权强加限制时。

d）国家不应该限制对行动、威胁或恐怖主义和其他暴力活动宣传的报道，除非报道本身打算煽动即将发生的暴力，报道可能煽动此类暴力或该报道和此类暴力发生的可能性或发生率有直接和立即的关联。就此，国家还应该尊重记者不披露其秘密消息来源身份和作为独立观察者而非目击者开展活动的权利。对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组织的批判，或对族裔或宗教传统和习俗的批判不应该受到限制，除非其涉及对仇恨的倡导，构成煽动敌视、暴力和/或歧视行为。国家应该审查他们的法律和政策，确保任何声称以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为由对言论自由施加的限制必须坚定地符合这些标准。

e）国家不应该使网络中间商遭受强制命令移除或用其他方式限制内容，除非该内容受到符合以上所提出标准的法律的限制。国家应该避免带着限制合法内容的目的施压、惩罚或奖励中间商。

f）国家和公职人员应该鼓励公开辩论和对所有主题信息的获取，包括在学校和大学以及在学术、学者或历史背景下涉及族裔、宗教、国籍或移民的问题。学术机构应该尊重多元主义，促进跨文化理解和支持所有社区成员特别是边缘化群体表达其视角和担忧的能力。

g）国家决不应该将监视建立在族裔或宗教特征类型分析的基础上或将整个社区而非具体个人定为目标，同时，它们应该落实适当的法律、程序和监督系统，预防监视权力的滥用。

h）政治家和其他社会中的领导人物应该避免做出声明鼓励或宣传种族主义或基于受保护的特性（包括种族、国籍或族裔）对个人的不容忍。

i）为支持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目标而限制言论的私人企业项目（包括在线项目）应该坚持透明，从而个人可以合理预见他们产生或传播的内容是否可能被编辑、移除或受到其他影响，或用户数据是否可能被收集、保留或传到执法当局。

j）国家不应通过或应该修正涉及以下内容的法律和政策：

i）全面禁止加密和匿名，这本身是不必要且不成比例的，因此作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合法，包括作为国家回应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暴力的一部分不合法。

ii）削弱可用的数字安全工具的措施，如后门程序和密钥托管，因为它们不成比例地限制了言论自由和隐私并导致通讯网络面对攻击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