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弗拉维亚·潘谢里关于“民主和人权：人民享有、人民主导的发展”的主旨演讲

2014年12月11日

各位阁下，

亲爱的朋友们和同事们，

我很高兴能在这场高级别会议上就发展合作如何加强民主和人权问题进行发言。

这是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话题。人们的问题往往是要求解释人权能为发展带来哪些附加价值。今天，为了阐释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思想，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人权能为发展做些什么，而是发展能为人权做些什么。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当各会员国在近70年前对《联合国宪章》做出承诺时，它们誓言要实现“大自由中的更高生活水准。它们协定开展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曾经经历过，若没有规范和价值观框架来规定政府对公民、政府彼此之间的责任，会发生什么状况。

这些国家经历过恐怖的世界大战、大屠杀的灭绝种族行径以及之前的经济大萧条，它们承认，各国必须为确保其全体人民免于恐惧和匮乏承担责任。

它们知道，没有人权，一切和平都是不稳定的；没有司法，一切协定都只是纸上谈兵；没有对平等和尊严的尊重，发展实际上只是许多人努力、少数人获益的事情。

因此，各国——我要强调一下，“各国”——为联合国设定的职责是建立它们认为对确保和平至关重要的框架：促进所有人人权的框架、在发展领域推动强有力而可持续进步的框架。

如果一切顺利，这些因素就能共同形成一股单一、灵活但又极为强大、互相关联的力量：即人民享有、人民主导的民主、人权和发展。

我们无法单独实现其中任何一项。如果没有教育权和言论自由，如何能够有意义地践行投票权？如果没有食物、保健和卫生设施权，人们如何有尊严地生活？既然仍有十亿被噤声、被剥削的人每天以不足一美元维生，而同时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数量则上升至1645人，那么我们这些发展实践者能够互相庆贺说我们已经实现进步了吗？所谓的富裕世界又如何？我们本周了解到，在多数经合组织国家，富人和穷人的差距达到了30年以来的最高点。

作为发展实践者，我们现在知道，公共辩论、开放地听取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声音是有效地发现和回应发展需求的关键。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严重饥荒从没有在任何一个拥有民主政府和相对自由媒体的独立国家发生过。”

参与、问责、非歧视、正当程序：这些人权和其他人权是建设民主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材料。

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们也充分认识到，它们也能建设从危机中复原的能力。

当人们信赖其政府和司法体系，这就能够营造更稳定、更有复原力、更安全的社会。当发展是公平而包容的，这也能营造更不容易发生内部冲突的社会。

但请稍等。不是有很多说法表示寻求快速发展的政府应该暂时放下那些恼人而又麻烦的人权吗？因为它们会制造如此的重担，转移大量精力。许多国家实现高速增长据说是依赖于“威权资本主义”——这种体制牢牢地控制住公共自由和参与、司法独立和民间社会活动家，同时鼓励市场经济的运作。

这里提三点。

第一，压制异见和言论的体制会摧毁其预警系统。公众参与——投票、批评——能在问题爆发前将注意力吸引到存在问题的领域。若没有来自公众的核查机制，不平等或许会加深，腐败或许会蔓延。

公民和政治自由不会制造分裂，而是会带来团结。实际上，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言论和信息自由不仅重要，它们还是廉价的。镇压言论和信息才需要开支。尽管如此，全世界各国仍花费大量金钱和精力为自由制造障碍：建立侵犯性的警察和侦查机制，用于发现并惩罚大声疾呼的人。关停网络和媒体机构或拘押异见者、记者或人权维护者。这些是复杂且需要资源的行动，其唯一的真正目的是防止人民发声批评害怕听到真相的统治者。

第三点，镇压异见与经济进步之间并没有实证或理论联系。人们完全可以说，那些采用威权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即便镇压了公民和政治权利，依然取得了成功。

无视全民自由、平等和权利的政府实际上是非常糟糕而脆弱的政府，因为它必然生活在对自己人民的恐惧中。人民是不容随意处置的。当他们被噤声，当合法的异见被镇压，他们可能会极端化。少数成功富人和大量失败穷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被暴力填补——不论在国内还是全世界范围。那些忘记了自己本职工作是服务人民的政府并没有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几个月前所说，“如果领导人不倾听人民的意见，他们就会听到人民的呼声。在街头，在广场，还有在我们频繁见到这种情况的战场。”

他接着说：“有一种更好的办法。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民主。更多的合作与开放。”归根结底，正是这些价值观能够在未来维系复原力更强、更为成功的机构，因为人民信赖它们。它们创造了更持久的长期稳定。基于能力并向全民开放的机会和包容性参与都是冲突的有效解药。它们和其他自由与权利对确保社会和谐与和平至关重要。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许多人都体验过、全世界人民也清晰表现出——自发且往往带着巨大的能量——一种希望在日常生活中实现三大原则的要求：即人权、民主和发展。

在我们定义2015年后发展目标前举行的极其广泛的全球磋商中，这一点就变得格外明确。

我们现在就要到达确定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最后阶段，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必须确保新的议程能不加歧视地解决免于恐惧和匮乏问题。

诸位或许都已经看到了开放工作组的成果文件以及上周发布的秘书长综合报告。

回到本次讲话的主题，这些文件显示，2015年后议程拥有巨大的增强民主和人权的潜力。它们立足于《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人权在主要目标和子目标中均成为主流，而不是被列为一个独立的目标——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对非歧视和平等的重视：两大平等目标，关于解决歧视与不平等的法律、政策和行动的子目标，明确关注边缘群体，重视数据分类。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述，我们需要“大胆、有力而迅速地行动，实现所有人有尊严的生活，不把任何一个人抛下”。目标16涉及对民主治理至关重要的公民和政治权利的关键层面，并旨在“为可持续发展推动和平而包容的社会，为所有人提供司法救助，在各级别建设有效、可问责而包容的机构”。

另外还有一些潜在的弱点——但还有时间来予以解决。我要指出我认为应该在2015年1月开始的下一阶段协商中作为关键优先事项的一些问题：

首先，如秘书长报告所述，务必要确保目标和子目标是可以衡量、可以实现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要确保它们与现有的联合国标准与协定相一致，包括在人权问题上。例如，关于妇女权利和政治自由的目标在当前的草案中是有局限的，对这些问题的认定需“按照国家立法”，这令人担忧。这可能会使这类目标达不到国际标准。

第二，制定一项聚焦于解决所有人免于恐惧和匮乏的平衡发展议程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维持并加强目标16，它目前在各国间的协商中是争议最大的目标之一。目标16承认，公民和政治权利对发展和善治至关重要，我相信这是很关键的一点——尽管它关于基本自由的目标可以通过明确提及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而得到进一步加强。目标16还强调了司法和问责的重要性，我们也必须努力维持对消除歧视和减少不平等的强烈关注。我们不能让歧视和不平等煽动仇恨与冲突之火。

第三，新议程必须得到充分的资助，我们必须对这一点保持清晰的认识。我们还需要营造能够消除发展障碍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确保各项国际协定中更完善的政策一致性，并实现健康而民主的全球治理。

第四，监督是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我们只能看到我们主动寻找的东西。为了做好能够带来真知灼见和更完善政策的准确衡量，我们需要一项展望未来的方针，注重对制定新指标和新衡量方法的投入。据一些参与制定千年发展目标的人所说，一项关于“善治”的目标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认为这类问题无法衡量。即便这种说法在2000年有一些道理，但现在肯定也说不通了。我办事处正在制定基于人权的指标，它们有助于监督目标16和所有其他目标下的子目标，我们已准备好为各会员国在此方面进一步提供援助。

最后，秘书长还指出，我们需要“强有力和参与性的审议与监察机制”。问责是落实该新议程的关键。参与性机制应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上建立。各会员国间应该开展全球同行审议来监督国际合作，以实现这些目标。人权理事会开拓性的普遍定期审议进程在这一点上提供了许多明确的教训。

最后，如秘书长敦促的那样，我们需要对一种普遍的展望有力地达成一致，即承认人权和发展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在实践中也密不可分。这种认同不仅应该包括各国和联合国大家庭，还应包括主要的多边发展行为者，它们的政策有能力带来实际变革。我们需要将反歧视措施作为优先事项的发展计划；将个人当作参与者而不是慈善接受者的发展计划；明确纳入对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做出承诺的发展计划。

人权不是对主要问题的干扰：它们本身就是主要问题。没有人权的经济增长反映出与真正的发展的差距，它让每个个体无法充分展现天赋，也让整个社会停滞不前。当我们把平等、人类尊严、权利和自由作为目标，我们最终都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诺言，实现充分的发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