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的简报

日内瓦，2015年12月15日

尊敬的主席，各位阁下，

感谢能有机会在人权遭遇困难的这一年年底与各位互动。然而，这一年中也取得了许多成绩，最著名的是在宏伟的新可持续发展目标上达成一致，在周六关于气候变化里程碑式的《巴黎协议》序言中纳入了重要的人权语言。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人权驻地代表处为通过许多优良的法律、政策和做法提供了建议，进行了多次培训、宣传、监测和技术援助。在刚刚过去的两周内出现了一些好消息，包括蒙古终止死刑和沙特阿拉伯妇女行使政治参与权这一可喜现象，20名妇女刚刚赢得了沙特阿拉伯市议会的席位。

对我而言，正如各位所知，我今年访问了每一个区域——从布隆迪到突尼斯，今年夏天以来又走访了大韩民国、中非共和国（CAR）、墨西哥、英国、瑞典和巴西。

联合国诞生70年之际，我们面临着日新月异且令人震惊的新问题，比如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监控，以及不容忍，歧视和政治压迫等古老的问题。我们面对着一些长期的武装冲突，其中一些暗流涌动，另一些热火朝天难以控制。一些情况下国家处于深渊的边缘摇摇欲坠，最小的导火索都可能引发大规模人权侵害和侵犯行为的灾难性爆发。最明显的是布隆迪的例子，那里的状况日益令人担忧。我将在本周四人权理事会特别会议的开幕发言中提供关于布隆迪的更多信息。

在我今年六月访问大韩民国期间，我设立了一个小型办事处来监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权状况，该国的人权侵犯行为根植于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我访问以来，人权高专办首尔办事处从离开朝鲜的个人处收集证词，记录人权状况方面的事态发展并深化证据基础，等待问责必将到来的那一天。我们也向朝鲜当局保持了直接渠道的畅通。参与和问责对于朝鲜这样严重破裂的社会的复苏都不可或缺。

在首尔时，我还讨论了与大韩民国本身相关的大量人权问题，包括1948年国家安全法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限制以及关于国家情报机构过度使用侵入性监控的指称。我还会见了一些幸存的所谓的“慰安妇”，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军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强迫数以万计的女性成为性奴隶，我表达关切称，尽管日本多年来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但这一恐怖犯罪的受害者并没有感到其遭遇被充分地、全面地承认。

对人权侵犯行为进行问责是我今年许多访问的主线。

九月初我在中非共和国强调了有必要对反巴拉卡（anti-Balaka）和前塞雷卡联盟（ex-Seleka）的军队、上帝军（LRA）以及无数其他的武装团体采取更为有力的方针，以明确表示，负责为这个严重受害和分裂的国家带来可持续和平的政府和国际部队将不再姑息它们无法无天的行为。当然，任务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国际部队开始逮捕武装团体的领导成员，就需要有一个正常运作的司法系统开展调查，起诉，通过公平的审判作出裁决，还要有适当且安全的监狱关押他们。当前和未来的政府及其国际支持者，包括本办事处，需要抓紧落实一个可以运作的司法系统和保护人权的机制。联合国和该国政府正加快建立特别刑事法庭来追究中非共和国最严重罪行肇事者的责任。这是维护和平与稳定绝对关键的部分。

在我访问中非共和国期间，我对联合国、该国领导层以及中非共和国人民在试图让该国恢复宪法秩序、稳定、和解与重建过程中所面临挑战的艰巨性表示震惊。我在本次访问期间会见的许多人都对联合国和政府未能制止武装团体且停止了裁军方面的努力表示遗憾。不幸的是，该状况在我访问后更加恶化了，班吉教派暴力和报复性袭击激增使得大约130人死亡，430多人受伤，随后在9月底，约800名囚犯从班吉和布阿尔的主要监狱逃离。

选举在即，一些武装团体和政治领导人使用的教派语言日益增多。最高当局呼吁设立警戒团体。我促请那些发表挑衅言论的人停止其战争鼓吹，而是和平且建设性地参与总统和立法选举。我对许多人在尽管安全局势严峻，存在许多恐吓和暴力的情况下，仍于上周末参与宪法公投的勇气表示赞赏。总统选举和立法选举是对中非共和国走向和平与民主进程的关键考验。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充分参与。

有罪不罚也是我10月对墨西哥访问的关键议题，它突出地体现在我与当局、民间社会和暴力受害者的讨论之中。我促请当局解决有罪不罚率的问题，98%的罪行尚未解决，比例极高。一年多以前43名学生在伊瓜拉失踪的案件说明了这类有罪不罚的后果无比可悲，我促请充分执行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跨学科独立专家小组对这一问题提出的建议。

我承认政府的努力和为促进人权而制定的出色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框架，但我要强调，在其执行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对于墨西哥人而言，这些法律、制度和政策尚未取得具体成果。

在我与总统培尼亚•涅托（Peña Nieto）会议上，他承认了该国在人权方面的显著挑战以及确保在联邦和各州层面使用国际人权规范的必要性——尽管复杂的法律框架已经到位。我强调有必要就人权问题采取紧急行动，并提供了对墨西哥人权高专办的强化支持。我对总统上周五在关于防止和惩罚失踪人员相关罪行法案草案和防止、调查和惩罚酷刑罪法律草案上签字表示欢迎。这两项重要法案目前将提交至国会。

在我访问墨西哥之后，我应联合国英国协会的邀请对英国进行简短的访问，谈谈联合国七十周年，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的失败之处。我明白，尽管存在许多失败之处和缺点，联合国的试验极其珍贵，它继续帮助人类在和平、发展和人权方面取得空前的进展。我要提一下普遍定期审议，它是联合国成功进行思维方式巨大转变的一个例子。几十年前，让每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允许其同行对其人权记录进行如此全面的审查是不可想象的。

在我与英国政府高级官员、国家人权机构，议会成员以及民间社会组织举行双边会议时，我有机会讨论了国内主要的人权问题。我对该国政府正在考虑取消人权法案的建议尤为关切，这将对英国管辖范围内人权侵犯行为受害者获得补救产生重大影响。这样的举动将是英国在人权保护方面令人遗憾的一大退步。

访问期间以及在其他场合下，在加强本办事处对言论自由权的支持时，我对部分英国小报上出现不雅排外言语表示了关切。我呼吁当局和政客在打击煽动种族或宗教仇恨和排外心理方面作出明确领导。

越来越多的国家存在深刻的错误观念，即大规模监控和压迫异见将以某种方式击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所构成的威胁，并因此限制人权，对此我表示关切。在与英国议员的会议上，我谈到了其对政府人权政策和行动、欧洲对移民和难民危机的对策以及暴力极端主义所构成的挑战方面的监管作用。

这些问题也贯穿我上个月对瑞典的访问，我代表人权高专办的同事们领取2015年斯德哥尔摩人权奖。我强调了移民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多重挑战，并讨论它们对瑞典的影响。我们必须承认瑞典多年来在欢迎移民和难民方面的重大努力，还要注意到欧盟有必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分担这方面责任。我在瑞典国王和王后支持下举办的2015年全球儿童论坛上谈到了移民危机背景下的儿童权利问题。国际法十分明确：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也应该得到保护——不管他们是否有签证。应保障移民子女享有《儿童权利公约》所载权利，因为这些权利适用于该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儿童。

在我与当局和民间社会的会议中，我讨论了最弱势群体的权利，尤其是罗姆人、穆斯林、犹太人、非洲人后裔和土著萨米人等少数群体，以及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法移民。我对瑞典的极端主义、不容忍和针对其中一些团体的仇恨罪案件越来越多表示震惊。

我还强调了人权和发展在2030年议程，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目标16下更紧密地协调的必要性。国际人权机制明确了治理、法治和人权方面的关键差距，发展合作行动必须越来越多地纳入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一致行动。

强调非洲人后裔的权利是我下一次访问巴西的目的，本月初，我参加了非洲人后裔国际十年的首届区域会议——这是为了抓住十年所提供的机遇和倡议来具体改善非洲人后裔生活的一次尝试。

我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的艰巨性：用十年来扭转五个世纪的结构性歧视。种族歧视的根源产生殖民主义和奴隶制，每天在恐惧，贫穷和暴力的滋养下，这种根源侵略性地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获得食物和教育到人身安全，再到参与从根本上影响一个人生活的决策。

如今，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1.5亿多非洲人后裔——约占总人口的30％。然而，在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在权力的殿堂没有一席之地——经济，学术，专业和政治，在地方或国家层面，不平等率持续居高不下。非洲人后裔历来一直都是发展及其社会和国家繁荣的主要贡献者。然而他们的人权始终为了他人的兴盛而受到侵犯。

我呼吁各国拥抱十年的三个主题：承认、正义和发展。承认从认可和理解非洲人后裔所面临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程度和深度开始，并让非洲人后裔的历史、文化和成就为人所知。正义涉及紧急解决不成比例地对非洲人后裔过度使用武力、过度监禁、种族定性和歧视的问题——还与打击对这类人权侵犯行为的有罪不罚现象相关。发展必须着眼于增加所有人的福祉。非洲人后裔的男男女女们必须成为设计发展倡议的活跃伙伴。

我呼吁各国履行其在国际人权法之下的承诺和义务，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在推动非洲人后裔的权利方面取得具体的进展。在区域会议上通过的宣言重申了各国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全面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承诺。我也欢迎设立非洲人后裔论坛，并支持制订这方面的联合国宣言草案。

在我访问巴西利亚期间，我还与高级政府官员以及民间社会和学术界举行了大量双边会议。我承认巴西政府在过去十年内通过将社会方案作为政府的首要优先事项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努力。我还感谢巴西在人权理事会发挥的积极作用，包括针对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不容忍、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形式。

然而，我担心巴西的积极进展最近由于经济下滑受到威胁，引入的立法项目破坏多个领域来之不易的人权标准，包括第215号法案，它旨在将划分土著和前逃亡黑奴（Quilombola）社区土地的决策权由政府的行政机关转移至立法机关，还包括一项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8岁降至16岁的倡议。我还强调了与公共安全和街头暴力、监狱系统过度拥挤、腐败、贫困、排斥以及多重严重形式的歧视的相关挑战。这种歧视尤其表现在社会大部分人无法获得基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各领域政府官员都承诺紧急处理非洲人后裔所面对的普遍歧视和暴力问题，并通过南美区域办事处的结构征求加强人权高专办的支持。

关于近期在米纳拉斯发生的矿难，我呼吁进行彻底而公正的调查，并回顾了国家和工商企业保护并尊重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列人权的共同责任。

各位阁下，

冲突继续蹂躏数百万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2015年，被迫逃离家园或祖国的人达到了6000万，这是二战以来最多。其中超过92.5万人是今年在12月10日之前抵达欧洲海岸绝望的人，约有一半是为了逃离的叙利亚冲突。当我们将要迎来2016年，导致此次创纪录流离失所数的冲突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

除了冲突和迫害，人们非自愿移动的原因是多重的，且彼此交织。如今，这类移动由贫困、歧视、缺乏教育和医疗、被剥夺经济和社会权利以及气候变化的广泛后果等原因单独或共同造成。事实上，我很担心，许多与气候有关的移民已经落入了保护方面的缺陷，特别是那些试图逃避缓慢发生的灾难的未来影响的移民。

可悲的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弱势群体——很多情况下也是饱受痛苦的群体——受到了急剧增多的仇恨和排外言论及行动。

这是我们将在今天下午“促进容忍、消除流言和保护权利：基于证据的移民对话”的讨论中更深入探讨的问题。

各位阁下，

我们带着对许多正在发生和迫在眉睫的灾难的严峻认识，带着对未来的惴惴不安迈入了联合国的第七十个年头。我们悼念那些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国家中被无情的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生活的无辜儿童、妇女和男人。我们也关注着，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以反恐的名义颁布措施作为对策，这事实上可能对其人民享有人权方面的负面影响要高于对恐怖主义团体的影响，分裂、侵扰和压制政策令恐怖主义团体壮大。

面对着这样的动荡情况，所有国家都需要回到联合国的根本，联合国以惊人的速度和深度成长着以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破坏。在这些艰难时刻，我们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重拾人类在战后获得的智慧，这种智慧如此美妙地被记载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