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衷心感谢奥地利政府邀请我们共同参加这次高级别会议。

行动计划于十年前通过，自此之后，我们经历了一系列变化和挑战，它们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转折点。

尽管仍有29亿人没有接入网络，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呈指数级增长。

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本已日益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差距，因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进一步加剧。

人们对政治越来越不抱期望，社会动荡，对机构失去信任，这在年轻人中尤其明显。

而今我们又面临全球经济危机，食品和能源等基本商品短缺。

于是乎，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在线上和线下甚嚣尘上。

它们渗入每条缝隙、每道裂口，每个空穴。

人们在不断地寻找证据、寻索解决方案、寻求希望，以助于驶过这场黑暗。

独立和有良知的记者为世界带来了信息和事实。

他们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他们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改变想法，加入辩论，加强参与。

记者揭露了某些人想要隐藏的问题。

他们在最深、最暗的洞穴里挖掘、寻索，并解开事实真相。

他们为被遮掩的事实揭开面纱。

但这项重要的工作也让他们暴露在明处。

每天都有记者仅仅因为从事自己的工作而被殴打、被带上法庭、被关进监狱或者看到家人被牵连。

这些数字令人无法接受。

过去十年间：有958名记者遇害。超过1000人被监禁。64人仍然下落不明。

而历史告诉我们，对记者的威胁往往是“煤矿中的金丝雀”，是更大的人权威胁即将到来的可怕的序曲。

今天，值此周年纪念之际，有一些进展值得庆祝。

由于实施了联合国记者安全行动计划，有近50个国家建立或加强了防止和惩罚袭击记者行为的国家保护系统。

增加和加强这种系统必须成为我们努力的重点。

根据行动计划的保护、起诉和预防三大支柱，我认为有三个领域可以加以努力，做得更多。

首先，我们需要依据国际人权法制定和颁布更强有力和更全面的国家立法，保障媒体自由。

反击针对公众参与和网络骚扰的战略性诉讼，尤其是针对女记者的诉讼。

控制数字监视技术，因为滥用这些技术会损害记者及其消息来源的权利。

但由于缺乏适当的法律保障，我谨重申我前任的呼吁，即禁止出口、销售、转让、使用和维修数字监视工具。

应确保记者在受到伤害时，获得医疗、心理和法律支持的渠道更加便利。

这些是保护记者的关键步骤。

第二，如果我们真的要追究针对记者犯罪的责任，就要看到有效起诉和整体司法的增加。

虽然近年来杀害记者的事件平均有所减少，但针对记者的犯罪不受惩罚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自2006年以来，只有13%的记者遇害案件进行了成功起诉。

我们必须加强国家刑事司法系统，为其配备特别调查部门或独立调查机构。

并确保他们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资源来应对这些罪行——甚至是当权者犯下的罪行。

人权高专办与教科文组织一起，在一定情况下帮助世界各地若干国家的政府建立了这种部门。

我们还需要更好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对有效起诉至关重要。

国家向人权系统报告案件状况也有助于追踪和处理这些罪案。

最后，在预防方面，我们需要更好地预测权利侵犯行为，并更迅速地作出反应。

一些警示性的迹象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看似无害的法律颁布，监视工具扩张。

这限制了记者的活动空间。

我们将继续监测和报告这些事态发展，铭记这项工作的保护和预防力量。

我们必须共同加倍努力，支持记者、专业协会、公民社会组织，增强他们对自身权利和可用保护措施的了解。

我们必须与政府、执法部门、军队、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合作，支持他们履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

各位阁下，

各位同事，

独立和有良知的记者是民主生态系统和社会契约运作的关键要素。

今天，值此周年纪念之际，应将保障全世界记者的安全作为真正的优先工作。

对记者的每一个威胁都是对你我的权利和每个人的信息自由、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利的威胁。

让我们与他们团结一致，以便他们能够继续开展他们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