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预防暴行？生活在大屠杀的阴影下——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在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讲话

2015年2月5日

很荣幸今天早上能在华盛顿特区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对大家发言，几天前我们才共同纪念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七十周年。我想首先向观众中的幸存者和幸存者子女致敬。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你们深重的痛苦以及世界是如何可耻地抛弃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你们多年来向他人讲述经历的勇气激励着我们所有人极力向善。因此，在这个纪念你们的痛苦和最大规模的人性灭绝受害者的巨大痛苦的建筑中，我想以最谦卑的态度发言，这里纪念的不仅是大屠杀（特别是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还有罗姆人、同性恋、残疾人、波兰人民、共产主义者和被抓获的苏联战俘。这座建筑距离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权利中心仅咫尺之遥。我今天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访问此地，代表着一个可追溯到埃莉诺·罗斯福的办事处，她是《世界人权宣言》背后的主要推动者，而这一宣言本身就是对这个建筑中展现出的恐怖的最优雅和有力的回应。

我的办事处设在日内瓦，在一个曾经被国际联盟所用的建筑中。1920年，这是当时世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暴力的回击——不过这显然只是一次失败的回击和梦想，其失败导致了大屠杀及其之后的事件。因此，虽然我之前曾以个人身份来过这里，这个上午对我而言充满了象征意义，尤其因为我是第一个阿拉伯和穆斯林联合国人权负责人，因此也是第一个访问这个博物馆的这种官员。我走过了这些红色的砖墙，被这些承受巨大苦痛者充满人性、感人却令人伤怀的故事深深吸引。

我已花了多年事件试图了解这一切。我曾应与我有着密切联系的奥斯维辛预防种族灭绝研究所邀请访问奥斯维辛-比克瑙，在那里的两天中，我对自己的所见感到恶心。大家都应该去那里看看。我还访问过纽伦堡，并试图了解为什么这么多普通人能够如此轻易的杀戮，且在事后上法庭受审时面临其行为构成滔天罪行的不争事实时毫不愧疚，为什么他们少有或者没有悔恨？几乎所有因可憎罪行定罪的纳粹即使在临死前都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可以原谅的。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的，所有事情都可以轻易地被合理化，即使当这是可怕的错误时也不例外。这总是开始于两种同样的思维模式。第一种的逻辑是：“我不是一个坏人，但在我完全无法控制情况时，你又想让我做什么？难道要拿我的名誉、职业生涯甚至是生命去冒险吗？即使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我除了去做别无他法，这是所有可怕选择中最好的。”

在众多记述大屠杀的书籍中，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基塔·瑟伦利的《进入黑暗：审视良心》。她在书中描写了佛朗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的一生，佛朗兹是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追查到的曾受审的最高级纳粹领袖，也是一个纯死亡集中营和两个死亡集中营（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唯一指挥官。她还在书中回忆了她在斯坦格尔1970年被一个西德法庭判处有罪和徒刑后对他的采访。

在所有被定罪的纳粹刽子手中，斯坦格尔是最接近发出真正忏悔的人。在瑟伦利1971年6月对他最后一次采访中，斯坦格尔在漫长的暂停后喃喃自语道：“所以是的，我有罪…”但随后，不是按照符合逻辑的结论以“谋杀成百上千无辜的人们”作结，他说道：“我的罪过是我还在这里。”瑟伦利相信这是一种忏悔。但对我来说，他不说出“谋杀这么多无辜的人们”更像是在逃避。他只是回到了这是一个很多人死去的战争年代，而他作为一个军人和指挥官，本来也应该在战争中死去的信念。对我来说，他只是简单地溜回了自己长期坚持的最初信念，即他没有选择，他只能这么做，如果拒绝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1958年的乌尔姆审判却颠覆了这种一般想法。记载在册的案件中没有任何一个纳粹军官因拒绝执行谋杀命令而被处决。一个都没有！根据奥斯维辛-法兰克福审判，拒绝执行谋杀的案例是存在的，队长赫伯特·谢尔佩（Herbert Scherpe）有一次无法继续通过酚注射谋杀来自扎莫希奇的小男孩们，于是他停了下来并拒绝继续。他并没有受到惩罚，这在当时也广为人知。这似乎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人们是有选择的。

那么，为什么许多像斯坦格尔一样的人却仍在杀戮，并在之后声称自己没有选择和害怕处罚？可能是考虑到纳粹党卫军的残暴声誉，他们根本就不敢探寻选择，而恐惧可能也安抚了他们的良心。但在很多情况下，当许多被控诉者将其视为聪明和便于为自身开脱的论调时，我却怀疑这仅仅是一种掩盖。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童年时代，许多人都经历过因为不服从而受到惩罚或排挤的经历。

也许有些平常人参与杀戮是因为他们有时对痛苦和惩罚的恐惧超越了现实。但我怀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那一时刻相信这是对的——这就是我们如何将事情合理化的第二种更令人不安的方式。他们曾相信杀戮——甚至对儿童的杀戮都是完全正当的，即使他们也知道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十分可怕。这种想法一旦被合理化，杀戮就变成机械的行动，而受害者也在杀戮者和施刑者的严重从人类变成了非人类。

在这方面，赫尔曼·戈林和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令人费解的非凡对话十分值得回顾，根据吉尔伯特的记述：

“为什么，人们当然不希望战争，”戈林耸了耸肩：“如果能摆脱战争并安全地回到他的农场，为什么一个农场中的可怜虫要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老百姓自然不希望战争，这在俄罗斯、英国、美国和德国都一样。我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毕竟是国家的领袖决定政策，总要通过一些简单的东西左右人们，无论是民主、法西斯独裁、议会还是共产主义独裁。”

“有一点是不同的，”我（吉尔伯特）指出：“人们在民主国家可以通过他们选举的代表获得一些发言权，在美国只有国会可以宣战。”

“哦，那都是很好的，”戈林答道：“但是，无论是否有发言权，人们都一样会服从领导人。这是很容易的，你只需要说他们正在遭到袭击，并谴责和平主义者缺少爱国主义和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

戈林是个恶魔一样的人，但他讲的确实是真话。人们可以被聪明的话语欺骗从而相信几乎任何事情——尤其是在尊崇服从和害怕被称为叛徒的文化中。

这些都从一个可怕的谎言开始，不是之后对人民撒下的谎言，而是对作为领导者或未来领导者的你自己的谎言。这种谎言的核心便是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应对的错误信念。无论历史如何发出警告和尖叫，无论法律中积累的人类智慧如何——在某些情况下，当前的特殊情况需要非常规的回应。那法律呢？它可能不得不被暂时违反，因为这是应对挑战的需要。

这种逻辑在当今世界举目皆是：我施行酷刑是因为战争。我监视我的公民是因为恐怖主义，虽然这令人厌恶，但却是必要的。我不愿接受新移民或歧视少数群体是因为我们的共同身份认同或生活方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我杀戮他人是因为他人会杀了我——如此这般，无了无休。

这种谎言还以一种信念为支撑，那就是：我，作为一个更有头脑的个体，看得更清楚。我，或者我的同类受到威胁——不管别人会说什么，世界都将继续为权利和生存互相斗争，而我与我所属的一类人必须奋力斗争才能不被它所碾压。我根据所属的国家或宗教、意识形态、种族或民族对自己作出狭隘的定义。我将自己死板地定在一个或两个参照点上，有些时候根据一种闭塞、狭隘和历史性叙述，而不是根据广义的人性及其规则，因为它们都是虚妄的海市蜃楼。生存解释了我的偏见、沙文主义和发自内心的优越感——虽然我永远不会当中承认这些感受——但是最后我知道真相。”

如果你相信这些，你就是在撒谎。你正在对自己撒谎。无论你是一个从家庭、学校或更大的社区吸收偏执思想的孩子，一个正在搭建政治平台的地方政党领袖，还是一个已经成功当选的国家领导，如果你相信这些，你就是在撒谎，因为真相已经无比清晰。如果我们从集体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那就是：为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政治或宗教意识形态或我们这类人争夺就会夺走一切，而最后最可怕的是——夺走所有人的东西。如果我们要战斗，如果我们要劳动，我们必须一起为全人类这样做。因为确实存在人性，存在善，存在不分国家和边界的爱。法律是根据无数经验、数世纪的人类惨剧、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而写就和调整成型的。

在大屠杀之后的数年中，各国通过谈判将特定条约固化为保护人权的法律义务。世界各国当时都予以接受——而现在却往往在事实上忽略它们。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目前急需的就是世界各地深刻和鼓舞人心的领导。一种更少关注基于规程形式的名誉的领导，例如谁被邀请参与哪场峰会，谁是哪国集团的成员，某领导在会议上应首先还是第二发言（通常在一群媒体顾问的簇拥下）。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关注基于其人民不可剥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是否得到促进和捍卫的名誉的领导。而这包括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项权利。我们需要全面遵守这些旨在结束一切歧视、数百万人的贫困、暴行和过多的战争的法律和条约的领导人，而不是找借口开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帮助自己走出目前看似无穷无尽且随时可能吞噬我们的严重危机。”

我每天早上起床，与优秀的同事——其中一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权律师和活动家——我在翻阅新闻时常常被看到的新闻所震惊。我相信你们也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每天都会被一条接一条的新闻激怒。我们一定马上就能达到始终充满厌恶的状态。

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塔克菲理将手无寸铁的人们斩首，这使我们感到恐惧——正如他们将我的同胞莫亚兹·卡萨斯贝（Mu’ath al Kassassbeh）野蛮地烧死一样。塔克菲理可能对伊拉克雅兹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奴役、强奸和杀戮（包括儿童）也是如此。这些恐怖不仅局限于中东，塔克菲理还在索马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及其他地方犯下暴行。除了塔克菲理之外，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叙利亚的沙比哈和包括一些政府军队等也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有人会说，所以你们的条约、法律和人权有什么好的？那些自称为基地、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博科圣地和青年党等的塔克菲理非政府组织不就拒绝一切并一心摧毁所有被认为与他们不同的人们，首先就从穆斯林开始。

然而，正如我们长期以来尝试的，仅仅是轰炸他们或切断他们的资金来源显然未能奏效，因为这些团体反而不断发展壮大。我们需要的是开辟一个不同的战线，一个主要由穆斯林领袖和穆斯林国家发起的基于思想和在穆斯林日常叙事中重申伊斯兰传统的战线。这已经开始了。去年九月，126名穆斯林学者直接逐条批判了伊拉克塔克菲理领导阿布·巴格达迪鼓吹的意识形态。这是一个值得支持、充满希望的开始。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还发现，在制订不周或的确具有剥削性的反恐战略下，许多国家持不同政见者的空间都正在崩塌。因此，世界许多地方的人权捍卫者目前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这些捍卫者应获得我们深的崇敬和感谢。他们因和平捍卫言论和集会自由权、正当程序和公平审判权以及其他人不再经历类似的任意逮捕和酷刑等基本权利而面临监禁或更坏的后果。

毕竟，多年的暴政、不平等、恐惧和恶政导致了极端主义思想和暴力的蔓延。这些危机的爆发大多都有征兆。它们都是积累多年——有时甚至是数十年的人类苦难：薄弱或腐败的治理和司法机构；歧视和排斥；极端不平等；剥削和剥夺经济与社会权利以及对民间社会和公共自由的镇压。包括性暴力、煽动暴力的言论和歧视少数群体的模式在内的特定人权侵犯可为从危机升级为暴行的过程提供早期预警。

随着电视屏幕和报纸上层出不穷的新闻，我们却相信自己正在走向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和无法预测的未来。我们还被如此多的新闻和评论所轰炸，这使得我们的思维也变得分散且无法明确这一切的意义。就连现在的社论也重点关注片面的新闻，而且没有哲学家加以整合以使我们看到一个包括应对挑战的方法在内的统一整体。

因此，这使我们很容易陷入完全的绝望感。但我们不能陷入这种思维方式。无可置疑的是，我们目前已从惨痛的经验学到人权是抗击野蛮的唯一有效壁垒。

然而，虽然我们已作出努力，正如我之前指出的，政府和个人仍无视其承诺地违反这些公约和基本道德原则。 由于我们不能陷入瘫痪休克的状态，我们的任务就变成了加强我们的道德、思维的清晰度、开放性以及我们的道德勇气。

为此，我只能建议我们必须转向一种新的和更深入形式的教育。一种超越读写计算，纳入能使人们怀着责任和关怀来行动的技能和价值观的教育。

约瑟夫·门格勒拥有医学和人类学方面的高级学位，却犯下最惨无人道的罪行，这对人类有何益处？1942年的万湖大屠杀的15名策划者中有8人拥有博士学位。他们在学术上成就卓著，但却没表现出最起码的道德和理解。我越来越相信以下观点：任何一种教育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普世人权部分，都可能在最应发挥作用时一文不值，例如在毁灭世界的危机中。

我们当然需要学校来培养好奇心和智慧。复几何、分子细胞生物学、笛卡尔哲学或伟大的人类智慧万花筒中成千上万个其他方面都是宝贵的东西。但当人性在真实和邪恶的自我毁灭巅峰上摇摇欲坠时，我们不一定需要仅仅是聪明的人。

我们需要善良的人，需要在同情方面达到博士水平的人，能够感受喜悦、慷慨和爱的人，还有那些将生命所需价值观全面融入自由和尊严的人。我们需要拥有强烈道德准则的人，我们还需要通过具有更深刻道德内涵的教育来协助建立——或重建这种准则。

维克多·弗兰克曾经指出：“努力寻求生命意义是人类的主要驱动力”。弗兰克从自己的大屠杀经历中学到的一课便是，当人们在缺少更大意义上的价值的情况下生活时，他们便会向仇恨、对个人权力的贪欲或神经症状让步。

普里莫·莱维也坚信职责和道德方面教育的必要性。他曾告诉《巴黎评论》：“我不相信人们在意大利或美国受到的科学培训会带给你特别的道德良知。但它应该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踏入大学自然科学院系的年轻男女们应获得充分和反复的告知，从而谨记自己正踏入一个道德十分重要的行业。你们应该注意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

我认为世界上每个九岁以上的儿童都应该具有对人权的基本理解，这些概念还应随着他们的成长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这种课程所包含的价值在每个学校都基本相同，都是源于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人权宣言。在此方面，从天主教教会学校，最世俗的公立院校到伊斯兰教学校，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可以学习和体会到平等、正义和尊重的基本人权价值。

你我的孩子，以及世界各地的儿童需要学习什么是偏见和沙文主义，以及它们可能带来的可怕过错。他们应该学到盲从可能被权威人物以邪恶的方式利用。他们还应该学到他们不应因出生地点、相貌、国籍、社会阶级、父母的种姓或信仰而有所区别；他们应该学到没有人在本质上优于其他人类同胞。

每个儿童都应明白个人和文化的精彩多样性是丰富的源泉。他们还应学会承认自己的偏见并加以改正。儿童可以学到如何改正自身的攻击性冲动并使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他们还能从和平主义者和帮助者的勇气所激励，而不是摧毁者。他们可以以人权教育为指导，在生活中作出知情选择，以批判性和独立思维解决问题并理解其他人的观点。

孩子们完全可以理解人权的影响。并且他们也能够理解人权原则赋予他们的权力。每个儿童都有能力塑造自己的世界：这就是那个虽然身材娇小，却象征着无比强大力量的年轻女孩马拉拉的启示，她丰富了人类的道德遗产。

我们不必接受现实世界，实际上，我们绝不能接受。我们不必屈从于仇恨和暴力的黑暗诱惑：实际上，我们必须找到抵抗它们的能量。这些启示对地球上生命的重要性一定不亚于微积分。

步入这个世纪，我们所有人都会面临质疑甚至绝望的时刻。我们还可能遭遇可怕的痛苦。但人权价值观的明确性和我们对它们的信念将会使我们重获信仰。而且，对于赫尔曼·戈林有关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会被领导人操纵犯下侵犯行为的论断，我们将对其进行最强有力的驳斥。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不再会被任何人左右。